人的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的很快就被忘却了，有的却永远不会褪色。
四十多年前，我插队到延安北川的一个小山村。村前是弯弯曲曲流淌的延河，村后是绵延起伏的大山。封闭的山村，人们延续着“粗犁大板铧，施肥捏把把”的粗放耕作模式。年纪大的，没见过火车，年纪轻的，也没出过陕西。山村最缺的学校和老师。村里的娃娃上学很苦，每天要背上干粮到河对面的学校去上学。河上没有桥，平时，淌水过河。夏天，最怕洪水；河水暴涨时，过不去河，就得耽误上学。冬天，最怕河水不结冰，冰冷刺骨的河水淌不成，只好搭进城拉粪的车过河，既不方便又误事。中午在学校啃冷玉米面窝窝，既没开水也没有菜。山村的孩子，读书是名副其实的寒窗苦读。
生产队的书记队长，都是苦出身，尝够了没文化的苦滋味，就盼望后代能有识文断字的人。我们知青的到来，圆了他们这个梦。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和考验，生产队就把办学当先生的“重活”派给了我。
临时校舍是当年中央电台曾用过的旧窑洞，又小又湿又黑暗。课桌缺胳膊短腿，用石头垫着；砌了一块石灰墙，刷上锅底黑，当黑板，学校的基本设施就建成了。
我挨门挨户去动员。开学的时候，来了十几个娃娃，站在那里，怯生生的，大多没有洗脸，五马六道就像秦腔里唱三花的。特别是女娃娃头上白花花的虮子，令人心里麻簌簌的。我决定，第一堂课，先上“文明卫生”课，我先给她们讲卫生常识，然后和孩子们一起烧了两大锅热水，拿出自己的脸盆、毛巾，挨个给他（她）们洗了一遍。还找来推子，给男娃娃推了头，这一收拾，大变了模样。陕北人有句话说“旮里旮崂种的好糜谷，山洼洼里出的好娃子”。你看，男娃娃虎头虎脑，女娃娃水水灵灵，一点不比城市娃差。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孩子王。开始，学生虽然不多，但根据情况，分成六个年级，六年级只有两个学生，我也要按部就班去备课讲解。各年级音乐体美科科不落。课外，和孩子们一起游戏说笑，寂静的山村热闹起来，欢笑声、嬉闹声、读书声，给封闭的山村平添了生机和活力。孩子们乐了，我乐了；老乡乐了，书记、队长乐了，我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生产队对学校的工作既支持又重视。抽调劳动力，在村中央的山坡上，固了三眼大石窑；制作了木桌椅，新教室又宽敞又亮堂。我组织孩子在坡下平整出一块空地做操场，书记亲自到工厂联系，做了土篮球架。我使尽浑身解数，尽力办好学校，让乡亲们放心。两年的光景，我们的学校已办的有模有样，红红火火。
说实话，农村办学不容易，教学不像城里那么单纯，首先没有资金。为了开展活动，也为了让孩子能买得起书本，我带着学生进山采药材打酸枣，晒干后卖到医药公司。还试着养蚕种树，增加学校收入。生产队分给学校一块地，自收自支，贴补费用。农忙时，放假拾麦穗、掰玉米、忙得不亦乐乎。这样才能得到生产队、家长的支持和理解。
每天六个年级的复式教学很紧张。放学后，急急忙忙赶回知青点担水做饭；晚上，还要给跟不上趟的孩子补课，兼着给瘫痪有病的老乡扎针送药。一天马不停蹄，口不停息。几年的紧张生活，使我养成了走路一路小跑习惯，一直以后的多少年，做事总是风风火火，像上了发条似的，停不下来。队长看我实在太忙，又派来一个知青，两个老师，学校更像回事了。我们的窑洞学校，在当时的公社，还有了小名气。和孩子在一起，我也变得活泼快乐。
农村的孩子特别朴实，他们没有城市的孩子那么优越。除了念书外，还要承担许多家务劳动，担水、拾粪、打猪草、照顾弟妹。特别是女孩子，稍大一点，还要做饭，想起在北京上学时，挤公共汽车，就觉得苦不堪言了。相比之下，真是微不足道。孩子们家务这么忙，有时，还帮我们捡柴禾担水。最使我感动的是我回京探亲，孩子们以为我一去不复返了呢，团团围住，不让走。我解释说是回家探亲，很快就会回来。他们似乎不理解什么是“探亲”，那份真挚、天真的感情，让我热泪涟涟；连拉带拽，半天走不出村口。队长不知出了啥事儿，带着几个社员赶来。看到孩子有的拿着瓶子，有的端着碗，有的捧着升子，还有的拎着布袋，都装着芝麻；这是山里最值钱的东西，孩子们从家里要来送给我的。我不收，怎么都不行。队长找来一个面口袋集中到一块，递到我手中，一直送出半里路，才转回村里。我一步三回头，看着渐渐变小的身影，心中涌起无限感动。“老师一定要回来”的呼唤声，久久在耳鼓里回响。
山区穷困，知识和文化更奇缺。我们这些其实文化并不高的知青，在山里人面前，算是大文化人了。我在农村的四年，深有体会。老乡最欢迎、最尊重的是老师和医生。农村节多，逢节气就是节。他们总会按当地的风俗，做花样请你吃；你要是不去，便认为你瞧不起他们，所以恭敬不如从命。我的学生更别说了，桃熟了给你拿桃，梨熟了给你拿梨，不吃就硬往嘴里塞。那份乡情，那份亲情，那份真诚，在城市、在办公室里是体会不到的。像陈年老酒，放的时间愈久，味道愈浓。
前两年，有一个公社干部来西安办事，我去看望。我如数家珍一样询问我教过的孩子的名字，和乡亲们的情况。他惊奇地说，三十多年了，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感慨地说：“这是我流过血、流过汗、留下青春梦想的地方，怎么会忘呢？”听说老书记老队长都相继过世了，我很难过。唯一能告慰他们的是，我们一起创办的窑洞小学如今还在，我教过的学生已接过教鞭。是啊，水是流动的，人是挪动的，只有学校教育是永恒的。
四十年过去了，因为忙，我不曾有机会回队看看。但我从不曾忘记过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乡亲，那里的孩子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