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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教导员的“教导”

时间:2011-03-02 02:34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1228次
    1967年至1977年,我在北大荒生活、战斗了10年。10年,3600多个激情燃烧的日日夜夜,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思念……。我难忘那黝黝的黑土,难忘那皑皑的白雪,更难忘那些被黑土铸造了灵魂、被白雪陶冶了情操的北大荒人——我的老战友,老领导们。
 
    我在这里记述的是我的老领导,25团5营教导员闫克修对我的“教导”。闫教导员,山东潍县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0年代初,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当过多年的指导员,后升任教导员。教导员有个绰号:闫老蔫,人蔫其实就是话少。教导员少言寡语,我又是普通战士,和教导员接触并不多,所以这里所说的教导,并非是教导员当面对我有过什么教诲、指导。而是在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中,通过教导员对人、对事务的处理,所感受到的做人的态度和人生经验,是我的主观体会和感悟,所以我给教导二字加上了引号。
 
    教导员爱惜人才,善于用人所长。因为历史的局限和个人性格的缺陷,我在连队里是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不少领导对我不“感冒”。教导员在59连当指导员的时候,发挥我的特长,大胆地让我作宣传工作,写稿子、出版报,参加文艺宣传队。在他当了教导员后,又点名把我调到了营部学校,当了一名教师,教美术、教政治、教语文,兼带负责校舍、桌椅的维修。因为我是木工,教导员在调我的时候,就是用学校搞基建需要木工为理由,说服有异议的连队领导的,还特别指示要我带上全套工具报到。
    在营部学校,我并不显得另类,也不孤立。因为这个集体里,还有师范学校出身,懂业务却不大听招呼的校长孙承华;有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又“左”的可爱的北京知青语文教师雷兵;有偏执、持才居傲的上海知青数学教师王坚。他们都得到过教导员的关照,这些关照除了批评,更多是保护。当然,我们的教学业绩也说得过去,和其他老师也很团结,5营学校是一个不错的集体。
 
    教导员很会作思想工作,他会通过一些小事让你感受到关怀和激励。当年各个连队都有文艺宣传队,各个班、排的文艺骨干集中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一些小节目、田间地头演出。既活跃了连队的文化生活,又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很受欢迎。我也是个宣传队员,负责编导节目,制作道具,有时也串演个角色。宣传队员不脱产,白天在各自的班组与大家一起生产劳动。晚上大家休息了,我们便集中起来排练。农闲时还好,在“两头不见太阳,地里两顿饭”的麦收、秋收大忙季节,那可真是够苦的。干了一天活,人困马乏,吃完晚饭,洗涮完了,再去背台词,练动作,排演合练,一折腾就是十一二点,甚至更晚。回去后睡不上几个小时,起床号就响了。可即时我们一个个积极性可高了,天天精神十足,激情四射。这不仅仅是那个时代赋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的支撑,还有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那时教导员还是我们的指导员,他经常去看我们排练。每次都是悄悄地来,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什么也不说,然后又悄然没声地走了,有时他会返回来,提一壶水放在那儿。虽然,没有表扬、鼓励,没有指示,没有修改意见,可每逢这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温暖,受到鼓舞,排练的劲头更大了。30年后的今天,当我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候,会泪流满面,看到剧中那个不懂文艺,却敢于承担责任,深爱着队员们的教导员,脑海中就会闪现出闫教导员的身影。当年我们也排演过《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片断,也没少穿帮露马脚,每当观众轰堂大笑时,坐在台下的教导员也会面带红晕,无声地笑了。
 
    教导员很会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面对敏感的事情,他会处理得充满人性味,又不丧失原则。1974年冬天,59连在抢收秋天因下雨未能及时脱谷的大豆时,发生一次一死一伤的事故。死者叫乔中华,是一个刚满19岁,参加工作才一个月的老职工子弟。乔家出身地主,老乔因所谓“破坏生产问题”被控制使用,乔中华本人在学校时,也说过过头话,受过处份。家里政治状况不好,经济上也十分窘迫。乔的突然离去,无疑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打击。其父因自身的问题,不敢讲话,强忍悲痛,其母痛不欲生,年幼的弟妹哭成一团。为了安慰这一家人,连里决定要给乔中华开追悼会。对于给这样一个人开追悼会,是要担风险的。有人主张请示一下上级,严教导员(那时是指导员)说算了,开了再说。看到从团里木材厂买回的白茬棺材,教导员让我这个木匠给刷上点漆,可上那几找漆去呢?无奈,我只好用点广告色给刷了一遍。是暗红色的,教导员说乔还未婚,按习俗应该用浅一点的颜色。好歹有点色儿,让人家家里人心里好受些。我刷着颜色,听到这几句心里酸酸的。
 
    晚上,我在连部写追悼会会标,连里几个领导在商量开会的事儿,大家都犯愁开追悼会,得致悼词,就得定性,怎么个定法儿呀!讨论来,讨论去,也没个结果。我写完会标,收拾好,就回宿舍了。躺在床上我还想,这个悼词怎么说?因公殉职?显然不合适,公伤,事故都得上级调查后审批呀,上级没定不能轻易说,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政策问题。
 
    第二天早晨,布置会场时,我问教导员怎么定性?教导员眨眨眼,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追悼会开始,教导员主持,又致悼词,他上来就说:乔中华同志不幸死了,我们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安慰他的家人……。我当时想:这老头儿,真聪明。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也很少向人提起。70年代中期,知青返城政策开始松动,不少人都在办理困退、病退。1976年,我的女朋友因家中多子女下乡。父母身边无人照顾,也办了困退。北京方面的函已到了团里,就等着批呢。在漫长的等待中,焦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糟。突然,天塌了,9月9日,毛主席他老人家与世长辞。在失去了领袖的日子里,知青们再次掀起了“铁心务农,扎根边疆干革命”的热潮。团组织也不失时机地抓紧了教育,每天晚上召开会议要大家表态。不少已经办理了困退、病退的同志要回了自己的申请,撕毁了已发来的调函。
    我的女朋友李宝珍不知道怎么办好,与我商量,我说:没什么说的,撤回调函,铁心务农,扎根一辈子。可心里却又在想,就这样算了,真是拿不定主意。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问问教导员。一天傍晚,在教导员家门口,我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教导员没有搭腔,只是冲着远方默默地看着,我埋怨自己这不是出难题吗?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向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小声说:那我回去了。教导员说你先别走。又沉默了一会,他说,老人家虽然伟大,也得走哇。小李子家里困难也是事实,什么事都得实事求是呀!说完摆了摆手,示意我回去。后来我们商量不撤回调函,表态也比较含糊。两个月后,一切恢复正常,营团党委批了一批困退人员回京,我们营只有不多的几个人被批准了,那些撕了调函的后悔不迭。李宝珍临走时,教导员一再嘱咐她回北京不能变心,要她保证不踹了我。后来,我们夫妇回忆这一切时,还常常想,假如李宝珍不答应教导员不许变心的要求,教导员会怎么办?
 
    教导员的这些事儿,确实对我个人境遇的改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确确实实在心里存着一份感激之情,而更重要的是,我从教导员的言行中学到了做人的原则,学到了爱,学到了厚道,学到了不少的人生经验,工作的技巧。而这才是最重要的,教导员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益,这才是最难忘的。我常想现在我们党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在教导员这些老一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不是早就有所体现吗?!我们党的宗旨是一贯的,永远不变的。
 
 
    陈春雷:1967年北京知青,原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5团5营59连农工、木工,5营营直学校教师,建三江学校教师。现为北京海开房地产集团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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