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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朝虎:1964年我去乡下写标语

时间:2017-04-01 03:15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1723次
当时全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张老师知道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有一定的书画功底,就立即推荐了我。

 

插图/张楠

 

 
      通过了“面试”,我成为去写标语的其中一员
 
      1964年的7月份,我高中毕业了,今后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我自己也感到比较茫然。后来我想,去当兵,在部队里锻炼几年也挺不错的。我把这个意愿告诉父亲,父亲坚决不同意,在他眼中,一个有手艺的人,今后才可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手艺在手,生活不愁”。他说前些日子已经给我物色好了一位木匠师傅,让我过几天就去跟他学手艺。两个人意见不统一,谁都不肯让步,父子俩一时较上了劲。
 
      一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书,高中时候的班主任张老师急匆匆地找到我家,拉住我的手就往外走,说:“快跟我去一个地方,上级要交给你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原来,当时全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了让这两个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营造起更加浓厚的氛围,我们县里决定由县委宣传部牵头,从全县范围内抽调一批懂书法、善美术的人,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分赴厂矿、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广阔的农村,去书写口号标语。当时,我们县里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就只好到学校里物色人选,班主任张老师了解到这件事后,就立即推荐了我,因为张老师知道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有一定的书画功底。
 
      我和张老师赶到了县委宣传部,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坐着三四个人,会议室的中间,还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有纸和笔墨。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笑着对我说:“小伙子,来,随便写几个字。”虽然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鼓励的目光下,我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了一首唐诗。几个人看后点了点头,那个中年男子说:“不错,不错。”想不到我竟然通过了“面试”,被选中了,成为去写标语的其中一员。后来我知道,那个中年男子姓吴,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参加过解放战争,是一个南下干部。
 
      那次全县一共抽调了五个人,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十七岁。我们还进行了分工,分成厂矿、企事业组和农村组,每组共两人,另外一个人专门负责搞后勤服务工作,为我们提供油漆、颜料、毛笔、刷子等用品。我被分在了农村组。我们县当年共有二十四个乡镇,为尽快完成工作,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各负责十二个乡镇两百多个行政村的口号标语的书写任务。
 
      出发前,宣传部吴副部长把我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短会,他强调说:“去写宣传标语,是党交给你们的一项严肃而又艰苦的政治任务,各位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满腔的工作热情,到了基层第一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遵守。另外,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大家在写标语的时候,千万不要故意卖弄,也不必故弄玄虚,用标准的楷书,把标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出来,让老百姓看得懂读得来就可以了,什么草书、篆书就免了吧。”
 
      在小山村对坞写下第一幅标语“农业学大寨”
 
      经过半天时间的准备,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上县委宣传部给我开的一封介绍信、几件换洗衣服,以及刷子、毛笔、油漆和颜料出发了。我父亲知道我这次是被县里派去工作的,心里挺自豪的,出发的时候还专门把我送到车站。
 
      我去的第一站是一个名叫对坞的小山村。在我们当地,有这样一句俗语,叫作“苦不苦,上对坞”,意思是说对坞这个地方距离县城将近50公里,不通公路,村民进出全靠两条腿,到对坞一趟,跟受苦一样。
 
      小刘是对坞村所在人民公社的一名文书,受领导指派,专门负责配合我的工作。当年,小刘也才二十出头,只比我大了几岁,我们两个人挺谈得来的。因此,能够跟他一起做事,我心里很高兴。
 
      为了让自己的第一次“亮相”来个先声夺人,我先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座外墙粉刷得很平整的房子。我前前后后把墙打量了几遍,然后根据墙体的面积,设计字体的大小,用铅笔淡淡地划出格子、描出字体,再用毛笔或刷子蘸上红色的油漆,认真细致地描起来。
 
      地处边远的小山村难得有外人进来,再加上又是来写标语的,这个新鲜事一会儿就在村里传开了。村中的男女老少纷纷聚集过来看热闹,还唧唧喳喳地对我评头论足。毕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难免有些心慌,不一会儿我的手就开始发抖,上的颜料也不均匀了。小刘看出我要露怯,忙趁给我递颜料的时候轻声地说:“怕什么呀,写出来的标语就是给人看的。”经他这么一说,我慢慢地镇定下来了。
 
      一个半小时后,每个字约有半平方米大小的“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出现在了墙壁上。我退后几步,对自己的“处女作”左看右看,觉得无论是运笔还是着墨都很到位,真是越看越喜欢,心里乐滋滋的,不免有些洋洋得意。
 
      这时,边上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看着我说:“这些个字看上去是写得挺好的,可对我这个没念过书的人来说,还是‘看看明的,摸摸平的’,小伙子,你能给我念念字,再说说是啥意思吗?”
 
      听到他的话,我有些茫然。我的职责只管写标语,不负责念标语讲标语啊!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小刘来了个激将法,他说:“这位大爷说的好,这标语怎么念,又是个啥意思,小马肚子里面都装着呢,下面,请他好好跟咱们叨叨,不然,不是白忙活了?”
 
 
      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先把“农业学大寨”五个字念了几遍,然后告诉大家,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因此,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要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掀起“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其实,在当时,很多农村的中老年人基本上目不识丁,如果不给他们念标语讲标语,也就失去了写标语的意义。此后,我在村里写标语,都会给大家念一念和讲一讲。
 
      走乡串村的,接触了不少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
 
     一天的口号标语写下来,真是不轻松,不光胳膊痛、脖子酸,而且腰也僵硬得几乎弯不下来。但一想到在墙面上能够留下自己的文字,就觉得再累再苦也值得。为了便于工作,我一天三餐还有晚上住宿,都是在当地老乡家解决的,当然,上面有规定,我们不能白吃白住,是要交钱的。
 
      当时的农村,家家户户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一日三餐虽然可以管饱,但想要吃得好一些,特别是沾上点荤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我知道村民们日子过得不容易,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没有任何怨言。一天,我借宿在一户黄姓人家中,晚上吃饭时女主人给我端上了一碗面条。面条已经是农村人待客的贵品,而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吃到后面,碗底竟然还卧着一只鸡蛋。我不好意思下嘴,抬起头看着坐在一边正津津有味喝着玉米粥的黄姓一家人。他们冲我一笑,说:“吃吧,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你。”
 
      乡村的夜晚十分的宁静,累了一整天,我也习惯了早睡早起,但那天晚上,很晚了,黄姓两夫妻还没有歇下的意思,有一搭没一搭地陪我说话,最后,还是女主人开了口,她说:“小马,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你识字多,能不能给我们写一封信?”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原来,女主人有一个弟弟,解放初期外出谋生活,刚开始还捎回来一些信息,但五年前,突然就断了联系。他们一家人十分担心,这几年,他们到处打探,可都没有消息。前一阵子,有人说她弟弟在山西的一个煤矿里下井,又有人说在河南农村当了上门女婿。可他们一家人不识字,希望我帮他们写几封家信。
 
      我二话没说,凑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写好了几封信件,并让专门负责给我们送油漆、颜料的后勤帮忙寄出去。只是,我在那个村子呆的时间不长,不知道他们一家人最终有没有找到弟弟。
 
      到乡下写标语,走乡串村的,时时接触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让我感到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年纪小,觉得什么都是美好的,所以再辛苦也不觉得累。
 
      一天晚上,我和小刘借宿在一户人家的阁楼上。正聊着天,小刘一转话题突然问我:“快说说,你有没有交女朋友?”我脸一红,回答道:“还早着呢。”“那正好。你白天有没有注意到小香看你写标语的神情?我敢保证,她心里喜欢上你了。”小刘露出了一脸的“坏笑”。我翻了个身,把背对着他,故意装睡,但心里还是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青春年少的人,哪经得住这种话题的诱惑呢?
 
      第二天,我再在村中写标语时,就不免有些开小差。而小香,也确实一早就站在一边,看着我上上下下地写标语,眼睛的余光经常有意无意地向我瞟来。小香十八九岁,扎一条粗黑的大辫子,虽然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但掩不住青春和美丽。我不知道小香是不是对我有意思,但我发现,过了几天我到另外一个村子写标语时又看到了她。她告诉我她是来这个村走亲戚的。这件事让我失眠了好几个晚上。
 
      每个村的口号标语的书写不能少于五条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写标语已经很是轻车熟路了,根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用铅笔划出格子、描出底字,然后慢慢地用毛笔或刷子上油漆涂颜料了。对着一面墙体,先看上一眼,如何排版如何书写,就可以了然于胸,我不免有些自鸣得意起来。
 
      一天,我在一个村子里正刷着标语的时候,过来了一位穿着十分土气的中年男人。他端详了我写的标语好一会儿,说:“年轻人,我从好几个村子走过来,墙上都写‘农业学大寨’五个字,太单调了,而且全是一样的楷书字体,不太好看。是不是可以增加些其他的标语?字体上也变化一下?美术字也挺好看的。”我觉得中年男人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说实话,“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字,我也写腻了,楷书字体,虽然很端正,但缺少美感。但是,标语我自己又不可以杜撰,字体当初也是上级规定的。
 
      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情况向宣传部的吴副部长反映一下。吃过中饭,我就去了公社,要通了吴副部长的电话。吴副部长对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说他向领导请示一下再回复我。三个小时后,吴副部长打来电话,首先对我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给予了充分肯定,然后叮嘱我,新的标语要从毛主席语录以及党报党刊上摘抄,字体上也可以适当地变一变。
 
      当天晚上,我找来了毛主席语录和几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过挑选,最后,终于决定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几句话也当作标语写在墙上。同时,我也决定在书写的时候把宋体、楷书以及美术字轮流着使用。
 
 
      第二天一尝试,想不到村民们的反响非常好。过了几天,宣传部吴副部长等领导下来检查这项工作,当场对我进行了表扬,这让我兴奋极了。但宣传部领导也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在年底之前全部完成这项任务,做到口号进乡到户,不能漏掉一个村,而且每个村的口号标语的书写不能少于五条。
 
      找不到一座粉刷过外墙的房子,这怎么写标语呢?
 
      那年的十一月中旬,我去了一个名叫贤明的偏僻小山村写标语。刚一进村,我就傻掉了,原来,这个山村十分的贫穷,村子里的房子除了茅草房之外,全都是破破烂烂的土泥房,而且没有一座房子的外墙是粉刷过的。这怎么写标语呢?我立即将此事向吴副部长作了汇报,他说,一定要克服困难。随后让后勤给我调来了一平板车的石灰,让我自己动手粉刷可以写标语的墙面。
 
      无师自通的我又干上了泥瓦匠的活,化灰、拌料、抹墙。经过一整天的努力,终于粉刷出了一屏可以写标语的墙面。
 
      一天傍晚,吃过饭的我在村子里溜达,一位六十多岁的村民凑上前来打招呼,笑眯眯地说:“小伙子,我可喜欢你写的标语了,明天,能给咱家的墙面上写一屏吗?”“行啊。”我答应道。
 
      第二天我带着写标语的工具到了他家,又几乎傻了眼。他家屋子的四面墙是用泥土抹的,墙体凹凸不平,根本不可能写标语。我有些生气地正要离去,他上前拉住我的手说:“小伙子,你行行好,给我家写一屏字吧。”看着他恳求的眼神,我心里有些明白过来了:他知道我可以调来石灰粉墙,就希望利用我在他墙上写标语的机会,把他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凹凸不平的墙修一修。看着他那殷切的眼神,我不由得心软了,让后勤调来了一些石灰,将他家的墙体重新浆砌了一下。
 
      在贤明村,我看到很多村民的房屋都很破旧,心生同情,于是就用这个办法,把他们的墙体修整了一番。后勤一次次翻山越岭地运送石灰,心中不乐意,就向吴副部长打我的小报告。我告诉吴副部长说,这个村政治觉悟高,大家都希望把标语写在他们墙上。吴副部长这才没有深究。
 
      可意外出现了,一天,在我爬上借来的木梯正准备写一条大标语的时候,梯子一滑,我从上面重重地摔了下来,把左脚给扭伤了,连走路都不能走,甭说爬梯子了。我借住的那户人家把我背回他家里养伤,然后天天去山里采一些我不知名的草药给我服用,还有一些村民,送来鸡蛋给我增加营养。我被他们的质朴深深感动了。几天后,我的脚伤基本上好了,又写起了标语。
 
      到1964年的12月中旬,我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十二个乡镇两百多个行政村的标语书写任务。回来的时候,我放弃了坐车,而是一路步行回家。在这步行的一天半时间里,我经过了一乡又一乡、一村又一村,目的就是想再一次亲眼看看那些自己付出辛勤劳动写出的标语。
 
      正因为自己在写标语中表现比较突出,第二年春天,我被分配到了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工作。后来又转行,从事了新闻工作。
 
      如今,50多年过去了,那些我写的口号标语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但那一段历史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里,永远都不会湮灭。
 
 
      作者马朝虎工作单位是浙江省常山县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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