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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集体户(一)

时间:2010-11-29 12:06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1800次
 
                    
    二0一0年十月中旬,红叶渐浓草渐枯,萧瑟秋风满皇都,曾经是“御园禁地”的北京大兴区南海子公园内,几个四十多年前曾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男人,结伴散步,天南地北,海侃神聊,我在其中。一位老兄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老写死人?(指悼念同学的两篇小稿),此话太刺激了:好像我不会写活人。
    今天就说说现在还喘气儿的。
    此生许多人值得惦念,而在东北插队的时候,集体户里的兄弟姐妹,给我印象尤深,于是先描画他们。不过终究只是同学,谁也没让我给他立传,不可能全面准确,并且我珍惜这段相识,唯恐损之。所以这里将真名隐去,以字母代之,大者称兄小者为弟。但是所记之事,“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再次声明一下,“画鬼容易画人难”,说得准算我有水平;说得不准,口眼歪斜了,您多包涵;我这是记事散文体,不是记实纪传体;我敲键盘是消遣,您看文字是解闷儿,别“较真儿”;那么苦的日子都活过来了,也都一大把年纪了,应该能“看清”、更能“看轻”许多事了。
 
               一.北京的老兄
 
    这几个高中的男生是自主选择之后,结伴儿而去的,“鱼找鱼虾找虾”,有趣味相投之处。第一,都比较偏于理性、尊重知识,说话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不模棱两可,不盲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影响,运动中好像不是造反派,更没有什么过激行动;第二,举凡小市民习气的各种表现,比如看人下菜、钩心斗角、两面三刀、落井下石等等,在他们身上都没发现;第三,都挺大方,帮助别人有求必应,并且经济条件都比我好。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全聚德、吃“老莫”,抽“大中华”,甚至第一次吃朝鲜冷面、松鼠桂鱼、奶油蛋卷,都是他们请的。
    于是,在我们(包括我这个初中生)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彼此都互相关注、能帮的事尽力而为;同时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自由”,我行我素,互相尊重。
    据我观察,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像马克思说的小农经济下的关系,就像一只麻袋里的马铃薯,表面在一起,倒出来谁也不挨谁、谁也不顾谁;二是“君臣父子”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身控制、思想控制关系。这种关系文革初期走到了极端,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无生命的、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各种零件之间的关系,干啥事都要听一个古稀老人的号令。别说行动自由,连愿望都不能有自己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话不能随便说,衣服都不能随便穿,人人谨小慎微,上厕所都提心吊胆,(万一用错了纸,有犯忌的图片和文字被弄脏,就是欺君大罪),人人互相提防,六亲不认,(发现有一点“不忠于”就要检举揭发,亲爹亲妈也不行,否则发现者自己都睡不安稳)。
    第三种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出现,并且越来越被认识到的:国家应该通过完整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体系,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并获得幸福,只有这样,社会才真正进步了,国家才真正富强了。
不是说当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多么健康、多么超前,但肯定不是前两种。打住,再接着说就像论文了,而且离“政治”越来越近、越说不清楚了。
 
    我最初玩照相机,是用A兄的“海鸥120双反”练会的。并且什么是焦距、什么是景深、什么是胶片的感光度,快门光圈是什么关系,滤色镜怎么用,怎么冲胶卷怎么洗相片,都是跟他一点儿一点儿学会的。以前别说玩相机,就是被人家照也没超过五次。当我在小黑屋里瞪大眼睛,盯着显影液中自己拍的相片,像变魔术似的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当一种小孩子般的欣喜、惊讶涌上心头的时候,我庆幸结识了好哥们,至今我还有一大摞从他家借了没还的《大众摄影》杂志。
    A兄不时有惊人之举,一次全队开社员大会,队长讲完话问道:“咱们队能让别的队Ga(超)过去吗?”其实台下乱哄哄谁也没认真听他唠叨的到底是什么,A兄突然一声回应,镇住全场噪杂:“白(坚决)Ga不过去!”立刻引起一片哄堂大笑,只见台上队长满脸尴尬,连颧骨上都是酒窝。A兄的酒量在户里数一数二,一次酒后,他突然在院子里冒着雨跑了起来,引起屋里阵阵喧哗。我望着雨中华子良似的身影,突然一丝悲凉:论智力和学识,这几位老兄,跑也应该在大学校园里跑,如今在这荒乡僻壤,想看看书连电灯都没有,整天不是刨粪就是铲地,他们真的心甘情愿?还说是“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我看他们的心里的“郁闷”比“恩情”还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我们之中,要论对那片土地贡献最大的是B兄,干活儿是把好手,地里的活儿,工地的活儿,样样不次于队里的强劳力,在水利工地累得坐骨神经疼还坚持,(我给他扎过针灸,这家伙屁股上的肌肉特“瓷实”);后来当民办老师教数学,是学生喜欢的教员。老乡们说,他讲课比学校里大学毕业来的老师还好;他是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把青春献给农村,他献的时间最长;甚至把“童男”都献了出来 —— 爱上了屯子里当时还是农村户口一位姑娘。他是全大队唯一、全公社少有、被发展成团员的北京青年,在当时政治背景下,一个有 “海外关系”的知青能入团,而且是一个不善于耍嘴皮子、不太会搞关系,甚至有点“轴”的人,你想他的表现能差得了么?
    有一年冬天B兄负责夜里在场院打更,我想弄些葵花籽儿,“没和队长说不行,你弄回来我给你放回去!离春节回北京还早呢,你着什么急?”当“病退”已经渐成风气,知青见面都研究“医学”的时候,他不当回事儿,“没那么容易,我不弄。”
    回北京探亲的时侯常去他家,和他父母很熟,有一次我回他没回,我和C兄一起去串门,老太太坐在我俩对面,像领导找部下谈心:“回去好好劝劝他,一定要先立业后安家,千万别在农村搞对象,……”
    出了门儿C兄笑道“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什么任务?” “嘿,老人家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你当耳旁风了?回去劝劝他呀!” “就他那杠头脾气,说也是瞎耽误功夫,我想从场院拿点儿瓜子儿都跟我翻脸,我可不去碰钉子。” “算你没看错人。他那个媳妇儿怎么样?名字倒挺水灵的。”(当时C兄已经办回了北京)。 “模样儿没的说,比名字还水灵,而且心灵手巧。去年我带回去一条制服棉裤,又大又肥又长,我想自己改改,结果拆得乱七八糟,剪得稀里糊涂,怎么也缝不起来了,气得我都想给扔了。可巧她来户里,在炕上堆着让她发现了,没跟我说就拿走了,过两天送回来一看,嘿,你猜怎么着,跟换了一条似的,穿上还特别合身。我倒是希望他们俩成了,以后有缝被子补衣服的活儿,就不用去麻烦队长的老伴儿了 ……”
 
    C兄身材不高浓眉大眼,是集体户里最诙谐幽默的一位。举凡北影的八一的上海的天马的长春的珠江的,等等所有制片厂的电影,从三十年代到文革前,从演员到导演,没有他不熟悉的,没有他模仿得不像的,对了,还有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
    然而,好像他不怎么爱学习。
    C兄临终前一天,我和B兄一起去他家探望,在另一房间议论他时,他姑姑说的一句话让我琢磨了老半天:他受我们的负面影响太深了。一个几乎全是大学生的家庭,却在那个年代始终颠沛流离,谁还想重蹈覆辙,被压抑了理想之光的何止一代人?
    C兄特别能走,特别爱串门儿,就是他带我走进了每一个同学的家。
 
    D兄最有学者风度,不管说什么事,条理性逻辑性都很强,但又不枯燥,果然人家后来成了某高校的教授。他看的书多,在集体户晚间躺炕上听他讲 《十日谈》,我第一次了解了这部文学史上有名的代表作,原来外国也有和尚尼姑搞对象的笑话,但是人家能写成书还成了世界名著;而我们这里,从上到下,多少龌龊之事时刻在发生,硬是说不得。
    有一次在抗洪抢险工地赶路,情况紧急,他去路边草里出恭,片刻即归队,一个老乡问道“那么快,没拉出来吧?不用着急,不会把你丢下。”他一字一板地回答“你跟我回去看看,要是拉出来了你把它吃了?”
    认真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吹口琴,他常常为别人打节奏配和声,当然与主旋配合之后,能产生丰富多彩的效果。然而练起来却是相当枯燥并且不能马虎,因为有时是和主旋又像又不像、听起来非常别扭的变奏,演奏时稍一走神儿就跟人家跑了,有时是连续十小节的八分之一拍的后半拍,不能抢也不能拖,而且不能没音量也不能音量太大。可这位老兄一点不烦,看他那全神贯注对着谱子吹口琴的样子,我都替他累,甚至觉得可笑、死心眼儿,他却陶醉其中。
    传统的中国民乐,尽管乐器品种和音色也很丰富,但是听起来就是单调、乏味,因为即使一千种乐器,也是大齐奏,一千个人都照着一个谱子奏;而现代音乐强调的是交响、是和声,即使三件乐器合奏,也要按照三个不一样的谱子,每件乐器都展现自己特殊的作用,同时也在配合别人。我们厌倦了千声一谱、“全国山河一片红”(其实是一片血腥);我们渴望绚丽多姿,五彩缤纷,我们渴望这样的春天:哪怕是一棵最普通的小草,也能活出自己的风采,拥有自己的尊严。
 
    上个月去游泳馆游泳,一位又高又胖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迎面走来,拦住去路,对着我笑,我的老天,是E兄,聊了几句,他下水了,我愣在那里不动,突然记起许多年前另一场景中的他,但两个“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重合起来。
    由于春旱,土地无法下种,生产队用马车从队部旁边的水井取水,用水桶把水槽里的水装进马车上的大铁桶里,运到村庄周围的地里,分别倒在垅台上刨好的一个个小坑里,之后撒种培土。
    井台边出现过这样的镜头:一个高个子男青年,脚蹬高筒雨靴,腰扎皮带,一腿伸直蹬着水槽,一腿弯曲靠着车帮,双臂用力身躯起伏,一只水桶在他胸前画着一条条美丽的曲线,一桶水少说二十斤,一车水至少装一吨半,而他大气不出,动作不走样,身上一点不湿,之后长鞭一甩驱车而去,背后的朝阳给了他一个金色的剪影,好一个潇洒英武举重若轻,你会想到舞台上的岳云或者罗成。
    当年E兄是户里最帅的小伙子,虽然海拔一米八但身材苗条匀称,腿长腰短。艺术才能全面,在少年宫朗诵班得过奖,李双江的歌按原调唱,会拉手风琴,懂表演,我为大队宣传队排样板戏,各种动作手势都是从他那里“现买现卖”的。他后来到县里运输公司搞汽车修理,技术上绝对是把好手,我到县城办事,去公司找过他。他回北京后开出租车,是首都第一批“的士之星”。我骑车上下班在马路上见过他两次,没理他,不是怕影响交通更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因为看着他那变得粗壮的身躯,窝在那辆大土鳖似的破夏利车里,忒不协调,忒憋屈,我不知说什么好。
 
    同样一米八身材的是F兄,但是显得魁梧一些。可是这高大魁梧却让他受了洋罪。因为干农活儿、特别是地里的活儿,共同的动作就是弯着腰、甚至蹲着,个子越高身材越大,消耗的体力就越大,越比别人累得多。看他痛苦得躺都躺不平,在炕上辗转难眠,我感谢父母只让我长到一米七。
    他是户长,集体户和生产队、大队、以至公社之间的许多事,他都要去联系,同学的许多事要由他出面或帮忙;但是他又不像户长,和谁说话都是和颜悦色的商量口吻。有一年不买票“蹭”火车回北京,在四平让人家给轰了下来,冷风刺骨夜雾弥漫,我傻了,而他沉着冷静,不知怎么就爬上了火车末尾的信号车,跟“李玉和”叔叔一通诉说,居然让我们坐了好长一段,由于当时紧张,所有细节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位铁路工人眉头紧锁的眼睛。
    他喜欢照相,在农村这样,回来后每次聚会还是这样,他的照片伴着我们每个人,从青春勃发到老态龙钟。记得一年春节在D兄家里做客,他在厨房煎炒烹炸,别人都在客厅里海阔天空;记得为了纪念插队四十周年,他找照片、扫描、复印、装订、组稿,一个人忙活了两个多月,把纪念册送到每个人手中;记得零六年的寒冬,在广安门中医院送别早逝的C兄,他抬着硬纸壳做的棺椁,痛哭失声……
 
    我们的集体户用今天话说,叫做“开门办户”,别的大队或公社的知青到我们这儿来,一律热烈欢迎,有酒喝有饭吃,太晚了有炕睡,当年G兄就是常客之一。
    G兄聊天像演讲,似乎什么题目都有话可说,而且“豁牙子啃西瓜——条条是道”,最难得的是他能随口说出有关的数据和出处,有“量化”、有依据、有相应的专业术语,有点像台湾的著名学者李敖先生——“我不但说你是混蛋,我还能拿出证据,证明你就是混蛋。”
    “这家伙得看过多少书,背过多少东西呀,他长的是人脑子吗?”我看着G兄不由自主地想。
    我们几个,虽然从第三年开始就陆续各显神通,告别了集体户,但是联系一直不断,直到都办回了北京;之后,反而有好几年彼此踪信杳然。一天突然有人敲我家门,开门一看,是D兄和G兄,打那以后,好几次都是他们俩联系聚会,而且总是“显阔”,趁别人不注意提前买单,后来才是“轮流坐庄”,最近才实行“AA”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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