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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友回忆:史铁生陕北插队的那些事(二)

时间:2012-01-10 01:33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1667次
三 分合知青灶 呜呼男女生 关家庄插队的女生共11人,年龄最大的是同校高三的钟瑚,但因为她是随钟兴华才入庄的,所以和我一样,基本没有发言权。关家庄知青的主体是清华附中初643班的,男5女8。史铁生就是这个班里年纪最大的(后有人纠正,陈绳祖就比他大。

                                                    三 分合知青灶   呜呼男女生

 

       关家庄插队的女生共11人,年龄最大的是同校高三的钟瑚,但因为她是“随”钟兴华才入庄的,所以和我一样,基本没有发言权。关家庄知青的主体是清华附中初643班的,男5女8。史铁生就是这个班里年纪最大的(后有人纠正,陈绳祖就比他大。但陈外号叫“老太太”,可以不算)。由于知青多数人都只愿上山革命,不愿做饭(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很会吃,不会做),并且有一点“红卫兵病”————自以为是,善于以“大批评”开路来掩盖自己的弱点。所以,春节之后不久,一场震动全村的大闹,男女生就分灶了。
       分灶以后,男女生宛如路人,互不往来了。但也有例外,一是孙立哲,女生不可能不生病,自然要找他;二者姚元姚建是亲兄妹,当然会接触。表现最好的是钟兴华,和钟瑚不过话——原因是论辈分,钟兴华应该管钟瑚叫“姑姑”,这也太“没面”了。这场风波使知青“政治”上损失惨重,二流子高田亮说:“这觉悟高,那觉悟高,吃不上的时候觉悟咋不高了?”。老百姓这时才明白,咱村的知青不过是会说点城里话的“憨娃”。

             
      1969年春夏之交之时,关家庄来了照相的,他们扛着照相馆里的那种大照相机。为了能有关家庄做背景,女知青们跑到对面山的豌豆地里照的集体照,那时豌豆苗已经长得有一搾高了。特地还拉来社员、队长和书记一起留念。后排左起:陈小敏,冯骧,书记樊富贵,张琳,方兆红,姚建。前排左起:李伟,李玲,社员李有张,二队长张国珍,樊玲,钟瑚。知青们脖子上围的白毛巾是1969年1月16日到公社的那天发的,每人一条。 (姚建提供)                  

       史铁生一脸严肃,率先垂范,一般不轻易对女生发表评论。可是百密一疏————在那次樊玲当众晕倒后,史铁生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赞赏的文字,不幸被我们看见——而且被立哲朗诵,现在我只记得第一句是:她真坚强,……。结果铁生大怒,18岁的男人朦胧的隐秘的爱恋被人当做笑料,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伤自尊的事情。

       过年后从北京回村,男生盘点库内存粮,实在是吃不到秋收,就打起了合灶的主意。双方谈判的代表分别是孙立哲和陈小敏,其协议有四条,核心的一条就是请(雇)一个老乡给我们知青做饭,男生负责挑水,女生负责推磨。然后我们给老乡“过工分”。之所以采取这种类似“地主老财”(老乡认为)的做法,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把五谷杂粮变成可吃的饭菜,实在是比考清华附中难多了!由于人心思合(灶),所以,很快就达成口头协议。并且把这种“财主加共产主义”的体制维持了近5年,当新一轮知青74年到村以后,他们比我们革命,为了限制“****阶级法权”,自己做饭,肚子可就太委屈了。
       灶是合了,但男女生仍然非必须则不讲话。但是,不久后的一个“事件”,使男生对女生刮目相看。
    


            1970年男女生合灶后第一个伙房,现在让人家把窑接上了,作者2011年回村时的留影。
 

       春天的陕北是评返销粮的季节,有驻队干部下村“蹲点,”那位干部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煞有介事的问我的“本人成分”,我自然回答是“学生”,他启发我:“我爸爸成分是中农,我的成分也就是中农。”我纠正他说,“你爸的成分是你的家庭出身,你的成分应该是学生。”于是就开(始辩)论。他不悦,最后阴阴地问我:那你爸爸的成分是什么?我看过我父亲的履历,我爷爷是破落地主,父亲本人成分是学生,而届时父亲疑似“黑帮”,这两个“污点”都不能和他说,于是答道:“也是学生”。他对其他男生也进行过询问,遭遇相同。所以,在晚上社员大会上找碴骂男知青,男生大都“底潮”,不好放对,而在他稍稍停顿之时,樊玲突然发飙,以高屋建瓴(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之势,展“横扫千军”之风,把他“大批评”一顿,陈小敏姚建及时补位。只见那位老兄愣在那里,一脸意外,老乡也不知如何是好。在静默的瞬间,蜷在炕角的“老太太”(陈绳祖),突然冒出一句:刚才吵什么呢?姚元答道:骂咱们呢,你不知道?陈答:啊,啊,我刚才睡着了。全场知青老乡爆发出一场大笑。后来老乡跟我说,“一家子到底是(向着)一家子!”翌日,这位老兄挺诚恳的私下向男生道了歉。
       到了71年,招工的招工,当兵的当兵,病退的病退,原有的21位男女只剩下一半,在村的知青也是各干各的——行医者三人,教书者三人,喂牛者一人,柴油机技工一人,女子基建队长一人,还有我这个无固定岗位自由分子一人。除立哲蒸蒸日上的医疗站外,其他地方都各自为战,日渐凄凉。一日,陈小敏突然主动问我:你们男生打扑克吗?并邀请我们到女生窑去打扑克。顿时我受宠若惊。当晚,我和铁生就去女生窑洞赴约,对家是陈小敏和杨柳青(外号老头)。打牌开了个好头,接着就是借书、借物、借灯油……一旦进入常态,马上不断升温。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蓄之即久,其发必速”。
       因为当时小球带动大球,“乒乒外交”使中美关系解冻,我们也就把关家庄男女知青关系正常化说成“扑克外交”,以示上山下乡和国际风云是连在一起的。
       樊玲和史铁生究竟如何?我就此事“专访”了陈小敏。陈提供了一个情况:有一次男生唱着“外国名歌二百首”走在庄里,铁生嗓子好,自然是主唱,迎面遇到了女生,结果立即闭嘴噤声,因为唱的是“黄歌”。但空气震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樊玲回窑后,“痛心疾首”的说:“史铁生学坏了。”这件事,后来我告诉了铁生。他沉吟不语。
 


                                           史铁生(中)与插友在麦垛上
 

       当年知青男女之间的朦胧情愫,是很纯洁的,但他们古怪刻板的行为方式很难为“80后”的新生代们理解。史铁生在“黄土地情歌”一文中把这次“遭遇”写了进去(他居然记了30年!),并在文中对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做了可以流传后世的概括:“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四 手绘俩箱柜   笔走四十春

 

       铁生在绘画上颇有天才,曾得到清华附中的美术老师的夸赞。但插队以后,虽然薄技在身,但无用武之地。1970年间他突然发现,丹青之技虽不能名动京城,但是足以在乡下糊口。起因就是他说乡下画匠画的结婚用的那一对箱柜实在是太蹩脚了。老乡用怀疑的口气“将”了他“军”:那你给画一对?!我包吃包抽(纸烟)还给对工分。
       那时,铁生正饿得心慌,馋得口痒,为了那香香的杂面条,干了!从第一次给会计王生荣画箱子开始,名声大震,一发不可收。直到富农刘世发把他画的箱子挑到集上卖了,驻队北京干部郝建找他谈话:“老乡自用可以帮忙,但拿去卖,那就是资本主义倾向了。”于是只好作罢——一个可能气死齐白石的草根天才就此停步。   
       2005年,刘世发儿媳妇(刘碧莲)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对箱柜当年卖给了一位民办教师,这位教师现在住在“永坪油矿”。我打电话请示铁生:多少钱成交?史铁生很高兴,但没出价,只说他出钱(底线初定800元,运费除外)。等到我有空去拉箱柜的时候,碧莲告诉我,老汉同意,老婆不干了。我想,也许是想要高价吧。做做工作,还是可以了却铁生夙愿的。
       见面以后,老汉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当年,他正要结婚,缺的就是那一对箱柜。作为一个穷教师,心里想的是30块钱一对的“乡土箱柜” 但是,一到集上,他一眼就看上了那一对不同凡响的箱子,刘世发也就开了一个不同凡俗的价格:60元!讨价还价之后,50元成交了。这位老师兴奋之余,请刘吃了一顿饭,烩菜(带肉片)和炒鸡蛋;刘也慷慨的便宜了2块钱。
       出乎意料的是,那婆姨的态度没商量:你开到多少钱我都不卖(我已经涨到1200元)。陕北的风俗,结婚的这对家具穷死也不卖,卖了夫妻过不到头!
       一旦涉及道德问题,只能电话请示。铁生否定了我的一些与时俱进的想法,说:那就给箱子照个相吧,君子不夺人所爱么!我照办。回京后,我展示成果,铁生、希米都表示了满意。

       2010年,宜川知青王子冀去陕北,写什么“老乡谈知青”,这个愿望完成的不太好,但他见义勇为“学雷锋”,通过当地的何平(曾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县交通大队政委),1000元钱就把箱子搞定了(也许使用了非常规手段?)。可是王子冀不管搬,只是打电话给我,说箱子放在何平处了。我于2011年3月17日到了延川,把箱子运回北京——但只运了一只,因为另一只画有凤凰的箱子被陈希米捐给成都的建川知青博物馆了。铁生走了,运回北京的那只箱子上面画的是狮子,我在何平处的一只古碗上看到了那只狮子。史铁生属虎,2011年1月4日60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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