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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时间:2011-10-23 02:15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5078次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

  我对他的采访历时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华附中三友”中陈小悦、史铁生相继去世,给他震撼。我由此随他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他年近花甲风云阅尽,对过往传奇率意自嘲极尽调侃,反而更加朴实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见传奇老三届之一斑。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震撼

  按:孙立哲的初中岁月虽然短短两年,但他认为:清华附中自由竞争的理想主义和红卫兵发起的震撼,影响了他一生。

  1966年我14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5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上路行医

  按:插队突然颠覆了一代人生存力和价值观。相对他自学成才走上赤脚医生道路的报道,孙立哲却归结于一连串偶然的故事。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救活死人被传为神医

  按:他在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医疗站外人山人海。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30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18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17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教授的女儿惶恐的村妇

  按:一路行医也展开了一幅知青生活的真实画卷……

  兽医也得做,以后敲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这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林彪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冲击医疗体制,绝育从一把手开刀

  按: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全凭感觉,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2000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48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6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20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130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破庙门板上开膛惊动京城太医

  按:中央派专家团实地考察,认定他达到了大学毕业、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黄家驷教授亲自打手电帮他做手术……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一看讲演稿成了大结巴

  按:他成了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毛主席圈定的五位典型之一。孙立哲被召到北京做万人报告,但一看讲稿,他傻了。

  最早是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1973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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