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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盘一响,换了队长”,我也当一把队长

时间:2023-06-19 03:31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380次
队长一职的竞争,其本质上是各家各户之间的现实利益之争,多数人最担心就是当队长的处事不公。而知青们在当地无家无业,与社员们基本上不存在利益冲突,自然可以比较超脱地置身于派系以外,这才是让社员们最放心的。

 

 算盘一响,换了队长,我也当一把队长


常喻南
 

       很多地方的农村都曾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算盘一响,换个队长。”说的是每年生产队的年终决算一完,队长就该换届改选了。这一方面说明队长难当,一人难称百人心,操心费力不说,还落得个社员不满意、领导不待见,最后不是急流勇退就是被赶下台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虽说只是个兵头将尾的差事,但台下还有不少人觊觎这个位置,时刻准备着有朝一日能够取而代之。我所在的二队就是这种情形,老王家与外姓人矛盾重重,老王家内部也是明争暗斗,几年来换队长的一幕几乎年年上演,在公社大队领导们眼里,二队也是一个“不好弄”的队。
本文作者常喻南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进入1975年,也就是知青生活的最后一年,居然轮到我“过把瘾”,上台当了一回生产队长。此事的起因还得从上一年说起,这一年我在大队创业队当了一年大师傅,每天做一顿午饭,晚上就住在大队。有一天吃过午饭后,我和大队的杨会计躺在炕上休息,一边就聊起了二队的那些事,当然主要是听他说。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跟杨会计说了句玩笑话:“你看我能不能把二队的面貌给变变?”没想到杨会计听了这话,噌地一下坐了起来,以一种非常认真的口气坚定地说:“行,行,你一定行。”
 
姜家店公社知青刘云祥割地时田间小憩
 
       两个月后秋收已经接近尾声,作为大队一把手的王主任找到我,表明了想让我明年接手当二队队长的意思,并说这是经大队班子研究一致同意的。我感到有些意外,心想一定是杨会计把我们闲聊的谈话跟他汇报了。推辞了一番之后,看到王主任的态度依然坚决,只好暂且答应先考虑考虑。

       那时我还担任着大队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个当地的女孩,因为根红苗正又有些文化,正符合当时大力培养年轻女干部的条件,所以高中毕业一年多就入了党还提拔为公社党委委员。这样一来大队团支部的事她就不怎么管了,全都由我这个副书记去打理。农村的团组织没有太多的活动,但入团、退团这些手续还是要照章办理的,一来二去就跟公社那位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并且我们关系还算不错。此人就是公社党委的王秘书,团委书记是他的兼职。
 
姜家店女知青禹虹春担任生产队长后学会了赶大车

       新发展了几个团员,那天我带着新团员的入团志愿书交到公社团委,事情办完后我跟王秘书(团委书记)说起我们大队想让我出任二队队长一事,请他帮我分析分析、拿拿主意。王秘书的相貌跟《地道战》电影里刘江饰演的汤司令颇有几分相像,尤其是当他摆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时更为神似。在帮我做了一番分析之后,“汤司令”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诫道:“你们二队确实比较复杂,你要是当队长最好当那个副的,也好有个退身步,一旦遇到什么情况还有正队长扛着呢。”我说:“好,谢谢王秘书,我回去考虑考虑。”

       大约过了十来天,我又来到公社,这次来是取回那些通过团委审批的入团志愿书。见到王秘书时我再次提起了当队长的事:“我回去之后反复想了想,我要是当队长的话就当那个正的。”话一出口自己都感到有些唐突,担心这样直接地说出与王秘书相左的意见,会惹得他不高兴。然而真没想到,王秘书听后使劲拍了一下大腿,对我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对,太对了,要当就当正的,当副的说了不算受气呀。”我当时心中好生惊讶,他把自己前几天说过的话全忘了?但我在表情上并未显露,同王秘书又闲聊了一会儿,聆听了这位老同志的一番教诲之后就告辞了。

       年终决算的算盘声停下来了,元旦前后大队来人主持了二队队长的改选,我在选举中毫无悬念地得到了全票。对全票当选的结果我完全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并不是能力、经验使然,更谈不上所谓的思想觉悟,被社员们所看重的是我这个知青的身份。队长一职的竞争其实本质上是各家各户之间的现实利益之争,多数人最担心就是当队长的处事不公,使自家的利益受损。生产队里也是有派系的,而知青们在当地无家无业,与社员们基本上不存在利益冲突,自然可以比较超脱地置身于派系以外,这才是让社员们最放心的。

       生产队长历来都是一正一副,但这次却在大队的授意之下,破天荒地选出了王朝海、王朝山两名副队长。王朝山和王朝海分别是上一任的正、副队长,这次大队原本是要把王朝山拿下来的,可又怕他心存芥蒂日后给我找麻烦、出难题,因此还是让他挂个副队长的名来安抚一下,真是难为了他们如此的良苦用心。

 
 
姜家店知青队长宋世琨在趟地
 
       虽然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六年,若是平心而论,对于一个生产队在这一年当中,到了什么节气该怎样安排农活,哪些地块该种植什么作物,劳动力该如何调配,还有规模不算太大的畜牧业等等问题,自己还远不能算是个内行。但这些事情只要倚重王朝海,再多听听老人们的意见,都算不上难以解决的问题,真正耗费精力的还是处理那些关乎各家各户人们直接利益的事。这是因为在被固化的大锅饭体制下,人们对生产队集体利益的关心程度并不太高,而对那些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才会锱铢必较。

       新年伊始,上级又开始布置搞运动了,给这次运动贴的标签叫“打击资本主义倾向”,打击的具体目标指向了扩大自留地、私开小片荒、侵占集体款物、拖欠生产队口粮款、私自外出做工、大量饲养畜禽等。从大队开完会回来,当晚就召集了全队社员会做了原原本本的传达,最后要求大家:“自己回去对对号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自己也逐条对照思忖了一下,自留地的问题可以丈量一遍,至于贪污只要有线索就可以查,私自打工和大量饲养的问题二队不存在,不好办的是小片开荒和拖欠公款。小片荒几乎家家都有一点,那都是没有纳入到自留地统计中去的小菜园,要是查禁了家家吃菜怎么办?拖欠口粮款的事主要涉及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一年下来挣的工分不够偿还队里分粮食的价款,你再怎么逼他也是无济于事。还是跟着感觉走,把那两件不好办的事往后放,看看运动怎么发展再说。

       可是有人听到传达后坐不住了,上营子那个三寡妇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她家也是欠队里粮食款最多的一家。三寡妇是王朝相的媳妇,王朝相原来是附近牧场的职工,这样的家庭因为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比一般农户的日子过得要好。可是两年前王朝相患病去世了,留下三寡妇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家庭经济状况出现了很大落差,但是她家多年积攒的家底应该还是有一些的。三寡妇平日跟别人不大交往,印象中她就从没来过我们知青户。可是这天一大早我正在烧火做饭,三寡妇手提着二斤左右的一条猪肉来了,一进门把肉放在了灶台上说:“你家总也不见点儿油腥,给你送点儿肉吃。”接下来几乎没有一点儿过渡,立马开始哭天抹泪,一边嚎一边诉苦,说辞不外乎寡妇失业的很不容易,家里没劳力没有办法,欠队里的款实在是还不上,等等。一上来真的把我搞懵了,定了定神之后开始跟她解释,还款不还款要经大家评议才定,跟你送不送礼没关系,赶紧把肉塞回三寡妇手里并连推带搡地把她轰了出去。拖欠公款的事后来上面也没有过多强调,我这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扩大自留地的情况不管有没有,我倒是想借此机会普遍丈量一下,也好心里有个数。自留地的标准是每人三分八厘,全部划在离营子最近的几块地里,都是比较整齐的平地,丈量起来很容易。找了一个好天,喊上会计和妇女队长就挨家挨户地丈量起来。丈量的工具不是直尺、卷尺而是“弓”,就是用两根将近一人高的木条,将其中一端穿销子固定、另一端劈开成为一个人字形,类似一个大圆规,两只“脚”分开的距离为五尺,再用一根木条横向钉固。使用的时候让两只“脚”轮流迈步,一步就是五尺,五尺就是一弓,一亩地应该是二百四十平方弓。全生产队懂得计算土地面积方法的人寥寥无几,许多人只是会背“长十六(弓),宽十五(弓),不多不少整一亩”的口诀,变成其他的长和宽就不知多少了。一般人家给到手的自留地拿眼一看,估摸差不多也就算了。这次丈量的结果,除了前队长、前会计家的自留地稍多以外,有好几家的地反而还少了一些,最后一律按每人三分八厘的标准找齐。大多数人家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少数人不高兴可也说不出什么来。我自己也有收获:知道了还有“弓”这样一种长度测量工具和计量单位。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老王家三老爷子像做贼一样悄悄地找到我,表示对去年生产队卖羊毛的收入有所怀疑:“去年队里存栏的羊比前年要多,怎么卖羊毛的钱反而少呢?”这方面要是真的有问题那可是一定要查的。第二天就从会计那儿要来去年所有的卖羊毛收入单据和收入账,一共是五张单据,收入金额六百多块钱,与会计的账目相符。但是又拿去与姜家店供销社的底账一比对,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少了一张收入单据,也就是说全年共卖了六次羊毛,却只有五次入账,差一笔八十多块钱的羊毛款去向不明。回到队里晚间开会把这一情况跟全体社员作了通报,发动大家一起回忆,去年每一次卖羊毛都是谁经办的。这一发动群众马上就有了收获,六次卖羊毛都落实了经手人,其中未见收入单据的那次,是前任队长王朝荣和现任民兵排长王朝合共同经手,问题就出在他们身上。叔伯兄弟俩当场就掐起架来,双方都很理直气壮,都说钱和单据是由对方拿着的,以示自己的清白,但谁也找不出第三个人来作证。时间不早了,当晚就此偃旗息鼓。

       第二天分别找两个当事人单独谈,让他们讲清楚每一个细节,两人仍然赌咒发誓地洗清自己的责任,但是从情节叙述中感觉王朝合的自信有些含糊。第三天我只把王朝合约到我的住处,继续进行盘问和启发以及隐含的威慑。当天事有凑巧,大约九点多钟,公社的何书记在大队主任和妇女主任陪同下到了二队,听到外面的吵吵声我就迎了出去,把何书记一行人让到我屋里。大家正寒暄说话时,王朝合自己悄悄地躲到了屋外,可是过了没有五分钟王朝合又进到屋里,拉了一下我的衣角,压低了声音:“常队长,我跟你有句话说。”我随王朝合到了屋外,这时他带着一脸的可怜相向我坦白承认,八十多块钱的羊毛款以及收入单据都是他拿的,钱已经给老爷子抓药花了,单据被他毁掉了。原来是何书记的到来使王朝合感觉到巨大压力,他以为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公社领导,以为何书记他们今天就是为此事专程而来的,导致心理防线崩溃再也扛不下去了。

       对王朝合的最终处理还是挺宽松的。当晚在生产队全体社员会上他作了检查,承诺了退还所贪污的羊毛款。我问大家王朝合的检查是否深刻?能不能通过?到会的社员们一致表示可以通过,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把钱追回来,检查不检查的都无所谓了。本想就此把他民兵排长的职务也撤掉的,可是在二队还真是很难物色一个合适的替代人选,出于无奈只好作罢,也算白送给王朝合的一个顺水人情吧。

姜家店知青生产队长禹虹春与社员在一起

       当了挂名副队长的王朝山是个精明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个副队长不过是给个名分,所以队里研究什么事从不参与,跟普通社员一样分配啥活儿干啥活儿。王朝山跟我们知青关系一向处得还不错,我当队长以后,我们之间还是该说的说、该笑的笑,队里的事我也时不时地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但他总是不置可否。王朝山心中的怨气始终没有得以释怀,虽说与我无关,但我还是一直在刻意地小心维护,尽管如此,最后由一件小事引发,还是跟王朝山闹翻了。

       那是在秋收季节,老人们常说:“三春不赶一秋忙”,确实如此。到9月下旬又闹起了天气,阴沉沉的天加上时断时续的秋雨,影响的不只是人们的心情,更重要的还是大家对现实的担忧。气温已经比较低了,按照这个季节的天气规律,一旦放晴接踵而来的极有可能就是气温骤降,大地就要开始封冻了。其他庄稼还都好说,今年全队种了百多亩的山药(土豆),如不能赶在封冻前收获入窖,让山药冻在地里造成的损失将会极为惨重。这几天一直都在突击收获山药,生产队里忙得一塌糊涂,中小学也都放了农忙假,好让学生们回到队里协助秋收。

围场县唯一一名女知青队长禹虹春

       这一天的小雨仍在继续,二队大部分劳力和放假的孩子都集中在轱辘包梯田上抢收山药,还有两副犁杖在挑二遍(将收获过头遍的山药地再翻检一遍)。已经干了好一会儿了,我站在梯田埂上直了直腰,一眼瞧见王朝友家的女孩儿春玲子,在梯田下面的一块坡地里用三齿耙翻找“漏网”的山药。那是一块已经挑过二遍的地,也就是说那些漏网的山药生产队已经放弃,但是问题在于生产队的人手非常紧张,放农忙假的学生应该参加队里的抢收,而不要盯着自家那点儿蝇头小利。于是我走了过去,要求春玲子去帮着生产队干活儿,女孩虽不高兴但还是撅着嘴去了。就在我教育春玲子的时候,眼睛的余光瞥见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正在不远处做着跟春玲子一样的事情,那正是王朝山的儿子小小。既然管住了第一个就不能放过第二个,否则岂不成了看人下菜碟?因此犹豫了片刻还是对小小实行了“叫停”,可没想到小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王朝山就在附近扶犁杖挑二遍,见状扔下犁杖就走过来冲着我哇啦哇啦地大喊大叫,看样子他是借题发挥把满腹怨气都尽情宣泄。如此一来我也就不能客气了,我说:“我从没做过对不起二队的事,掂量掂量你自己又如何?”在这一点上他绝对不敢跟我叫板。小雨还在下,我俩就在雨中你来我往地对峙着,当时把我气得流了泪,不过幸好有雨水的掩饰,没被任何人察觉。在轱辘包梯田上干活儿的人们都围了上来,拉着劝着把王朝山弄走了。从打那天以后我们两人之间无话,直到我被选调上学临走之前,王朝山张罗着杀羊、买酒,召集了一帮人为我饯行,才算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正牌的副队长王朝海,五十出头的年纪。是“朝”字辈大排行的老大,也是二队绝无仅有的党员,因为天生兔唇得一绰号“豁子”。王朝海可以说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技术性比较强的像扶犁杖、赶大车等都很精通,并且在他家老爷子影响下还可算上个“二把刀”木匠。我跟王朝海合作搭档开始的时候还不错,虽说没啥可圈可点的突出事儿,但也没啥不愉快。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了,既没有意见分歧也没有语言冲突,但是已经明显感觉到王朝海的疏远和冷淡,可又完全不知道原因。暗自推测,也许是因为我办了他贪污公款的亲弟王朝合?要不就是有人在背后挑拨?这种事也不好当面去问,随他去吧。也是到了我选调上学临走的那一刻,我没想到王朝海会到八里地以外的姜家店去为我送行,没有其他人相伴,他一个人去的。

       在我临上班车前,王朝海挺朴实地说了一些略带伤感的话,当时他那眼圈有些发红的样子,令我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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