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知青影视 >

巫一毛:从纪录片《上山下乡》谈起

时间:2017-04-03 12:56来源:《中外论坛》 作者:巫一毛 点击: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十多年里,他接触到许多知识青年,听到许多让他深思的故事。二零零一年回美后,他萌生了拍一部有关知识青年的纪录片的念头。
 
 
      事后,一平悄悄告诉我:“我怕唱起来会哭,多丢脸。”一平还说,“饱经磨难给人以巨大的财富。”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六日,我出席了在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举办的纪录片《上山下乡》首映及讨论活动。
 
      入场前一个小时,人们就兴致勃勃地排上了队。进场后,礼堂里的二百二十七个位子很快就座无虚席。晚到的观众只得悻悻离去。
 
      灯光渐暗,银幕上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游行的历史镜头。观众们静了下来,随着片中的三个主角,杜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史天健,UCLA的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和当作家的我,回到我们曾经插队落户的山寨村庄。一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他们伴我们叹息,陪我们哭泣。
 
      电影放映后,作为参演者,我和制作人兼导演Chris Billing,录像师Mike Rogers一起上台,与观众交流。由于时间有限,很多问题无法给予详尽的回答。
 
      现在趁着夜阑人静,写出拍片的前前后后和我的一些感受,也算回答观众的问题吧。
 
      我参演《上山下乡》,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但是没有机会接受任何训练。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会当电影演员。
 
      Chris也没受过任何电影制作或导演的训练。《上山下乡》是他的处女作。他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中国工作,在北大教希伯来文。后来曾任NBC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CBS电视台北京分社的制作人和记者。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十多年里,他接触到许多知识青年,听到许多让他深思的故事。二零零一年回美后,他萌生了拍一部有关知识青年的纪录片的念头。
 
 
 
      上山下乡运动源于一九五三年。当时共产党建国不久,全国百业待兴。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中共中央向家住农村的青年发出回乡参加生产的号召。后来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来的。
 
 
 
      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上山下乡仅是小规模地把城市里的剩余劳动力推向农村的一种手段。
 
      文革初期,以初、高中生为主的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造反、串联、夺权、武斗、抄家。各级党政组织都名存实亡。大、中、小学停课多时。所有大专院校都停止了招生。整个国民经济亦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工矿企业严重超员,无法招收新工人。一千万失业的“老三届(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毕业生,成了社会,特别是政局动荡的隐患。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初,北京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学红卫兵,自愿到内蒙古、东北建设兵团、云南等地插队落户干革命。政府利用年轻人献身祖国建设,投身革命的热情,把他们分散到农村去,于无形之中解除了红卫兵组织。
 
      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顿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迅速地、轰轰烈烈地兴起。
 
 
      当年知识青年插队的农村里,很多是被从上到下摊派的任务。而且很多农村地少人多,土地贫瘠,那些地方年产的粮食当地人都不够吃。形成了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争抢口粮的恶果。致使知识青年体验到身心交瘁、艰难困苦的生活。虽然许多知青为农村带去城市的讯息文化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农民从根本上并不欢迎这些来争工分,夺口粮的城里人。许多干部更是利用职权敲诈勒索。他们诱奸、强奸女知青导致堕胎、生子、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
 
      当人们认识到上山下乡只是变相的无期徒刑时,大多数知青都想尽办法回城,中学毕业生也各显神通留城。与此同时没有权势后门的、家庭背景有问题的毕业生,仍然继续被迫纷纷“自愿”下乡。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到一九八零年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总共将一千七百万中学毕业生流放到农村。一代人失去了升学、工作、恋爱、成家的正常机会。
 
      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在高考恢复后成为“新三届(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大学生,其中还有不少人后来出国深造。另一部分知青回城后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当上了高官、名人、大款,成了今日中国社会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是大部分当年的知青是今天仍然挣扎在贫困在线的下岗人员。
 
 
 
      纪录片《上山下乡》试图用我们三个知青的故事,简单地向不太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介绍那个运动。虽然在中国大陆已有许多中文的电影、纪录片和“知青文学”反映知青运动,但是由美国人用此题材制作的英文纪录片,还是头一部。
 
      认识我以前,Chris和Mike分别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和史天健回河南,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和阎云翔回黑龙江,去他们当年插队的村庄拍片子。
 
 
      二零零四年二月我和Chris第一次通电话。他请我和我十五岁的儿子、十三岁的女儿参演。对我来说,这不仅是要干一件没有经济报酬、劳心动骨的事,而且我们未经国内有关部门批准到大陆拍电影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不过想到这是一个难得的为知青们失去的青春存照,为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见证,让美国人,尤其是我在美国生长的孩子们,“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我还是一口答应了。
 
      既然答应,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影片拍摄的准备工作。离开当时插队的安徽省泾县山村已经二十八年,我与大家亦已失去联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那些村里乡亲、知青朋友。
 
      中国的户口制度仍然让人们、特别是农民很少有搬迁的机会。我用老地址给大家写信,很快就收到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回信,欢迎我带孩子们回去。
 
      Chris最希望我找到并说服参演的人是我的初恋——朱一平。
 
      从安徽省芜湖市去山沟插队落户时,我十七岁。因为家里有严重的成份问题,加上曾经和父母兄弟下放在安徽省和县五年,对农村生活和回城可能,我没抱太多幻想。当时的中学生在学校里是“男女授受不亲,”我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做为一个知青,谈恋爱,甚至结婚成家,都意味着失去最后一点点回城的希望。
 
      我从小体弱多病,在生产队里只算半劳力。一天重活干下来,所得还不够买两斤米。山民憨厚纯朴,但他们大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又不会土话,和他们没什么可说的。
 
      在我住的大队部旁边教小学的知青朱一平,很快就与我成了患难之交。诚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俩都喜好古典文学。每天上山采茶、砍竹或下地插秧、割稻时,我会遐想收工后一平会不会来,来的话,我们是谈诗论词,还是聊天唱歌。在那物质精神生活空虚的日子里,我们给彼此带来了欢乐、希望,和含而未露的、家庭社会所不允许的爱。
 
 
      无奈分手后第十年,我从美国第一次给一平写了封信。信中引用了我们都喜欢的苏轼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向他阐明心迹。一平已订婚。未婚妻小刘与我同年,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小右派。我为他们祝福,和小刘交了朋友。
 
      千禧年离婚后,我搬过四次家,把他们的电话地址也丢掉了。我用记得的地址给他们写了信。三个星期后,接到小刘的电话。她和女儿仍住在芜湖。一平几年前下岗,在四川省打工,但是一定会来见我并参演。
 
 
 
      至此万事俱备。二零零四年五月,Chris和我定了他和Mike来加州,然后我们一同去安徽的日子,六月十号。不能改退的机票买了,上海的旅馆订了,去村里的交通也安排好了。
 
      几天后,女儿遇车祸,右腿受伤。照料她时,我又扭了腰。眼看行程要改。这个电影没有得到什么赞助经费,如果机票作废,意味着可能去不成了。焦虑之余,我答应Chris,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
 
      女儿恢复得很快,医生为我们的山乡之行开了又一盏绿灯。Chris和Mike在我家住的四天里,拍了十几小时家居生活,采访对话,和我在天主教堂活动的片子。
 
      六月十四号上飞机,孩子们初出远门,带了无数的衣服、玩具,加上摄影器材,我们的行李堆成一座小山。
 
      带孩子们去有两重原因,Chris希望能从他们的眼光来评估我的当年;而我则是想让孩子们开开眼界,从我生活过的环境中体验到他们生活的优越,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知足常乐。由于各种原因,孩子们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中文更是不会。所以此行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明显。不过他们幽默单纯的评语,使观众们忍俊不禁。
 
 
 
      在上海略为休息两天,和一位摄影师另一位录像师会合后,我们一行七人乘车进村。泥沙山路仍像当年一样颠簸不平。小客车开一阵,司机就得下去将路中间大块的落石推到路边,然后再上路。
 
      终于到了。山还是那样青,水还是那样秀,在上海见到的严重空气污染还没有影响到这个偏远的村落。乡亲们还是那样憨厚纯朴地笑着,挤在村口车旁。人们身上的衣服没了补丁,脚上有了鞋袜,应当是生活水平改善的征兆吧。可是当年进村的独木桥,只不过是变成了三木桥。什么时候这美丽的地方才能摆脱贫困呢?
 
 
      摄影组和一平夫妇按事先安排在大队部里等着我。
 
      走近大队部,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差不多三十年了,半边房子已经倒塌,另一半不可思议地仍在那儿默默地、固执地等着我回来。我的手触摸到它的墙,墙上的泥土唰唰掉下,我的眼泪随着哗哗而落。荒废多年的门口长满齐胸高的野草。一只直径两寸的毒蜘蛛,黑色的背上露着血红、金黄的斑点,织了张大网替我把门紧紧地、忠实地守着。我拨开野草蛛网,推开两扇朽裂的木门,走向我的房间。
 
      房间里,放的还是那张桌子、那条凳子、那张床,站在那儿的还是一平。我们紧紧地拥抱。我忘掉无数双眼睛正看着我们,三个镜头正对着我们,失声痛哭。
 
      我们在桌旁坐下,我邀一平和我同唱《知青之歌》。他推说忘了,不肯开口。我唱时,他下意识地用手随节拍击着桌面。大队部里响起了久违的歌声:
 
 
      我坐在煤油灯旁,低头思故乡。
 
      风儿吹得灯苗儿晃,我们的生活多么凄凉。
 
      啊,亲爱的爹娘,请不要为儿悲伤。
 
      我坐在煤油灯旁,热泪往下淌。
 
      痛苦的生活何日尽?亲人啊何时欢聚一堂?
 
      啊,亲爱的爹娘,请不要为儿悲伤。
 
      事后,一平悄悄告诉我:“我怕唱起来会哭,多丢脸。”一平还说,“饱经磨难给人以巨大的财富。”
 
      一平,我永难忘怀的的初恋,我多么希望你、我还有那一千七百万知青都不要拥有那么“巨大的财富”啊。
 
 
 
      从安徽摄影回来,我常常从噩梦中哭醒,大病一场。
 
      病愈后,我快马加鞭,把写了多年的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Feather in the Storm)完稿。
 
 
 
      我写《暴风雨中一羽毛》和参演《上山下乡》一样,都不是要生活在过去。每个知青,每个经受过那场“革命大风暴”洗礼的人,都有自己可歌可泣的故事。我要把我的故事告知世人,留诸后人。但愿我的孩子们、将来所有的孩子们都不再受我们受过的罪,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纽约活动结束时,我领着大家唱起了当年知青中流行的一首歌,《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回首我们那代人无辜失去的青春,我在台上流着泪领唱,许多观众,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们,在台下流着泪合唱。十来位报纸杂志电视台记者们的镜头,又都对准了我。
 
 
 
 
        注:《上山下乡》(Up To The 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网址:http://www.uptothemountain.com
网上可以看一小节电影,一些相片。在村里土墙前的相片是我和一平夫妇。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工大杨鸣昌”,原载:《中外论坛》2005年第四期  作者:巫一毛  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责任编辑:东岳)
顶一下
(2)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
用户名: 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