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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情系宜君 塬上的雪——插队往事

时间:2018-04-07 23:13来源:铜川市人民政府网站 作者:王晨 点击:
插队期间,我很快把拉车、拿粪、扬场、犁地等所有农活几乎都学会了,工分由8分半、9分、9分半一直升到满分10分,而且几乎天天下地从不误工

 

        现在回想起来,陕北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最深的印象,至今也难以磨灭的印象,便是那莽莽黄土高原上的茫茫大雪。


        那是1969年1月的一天,我们的“知青专列”从北京抵达铜川。北上的汽车挂着防滑链,在冰雪中艰难地爬了一整天才到达宜君县城。这是当时延安地区最南端的一个县(现在已划归铜川市)。通往各公社的道路均被大雪封死,县城又不能久留,于是,我们背着行李在雪中上路了。

        后来才知道,那只是陕北很平常的雪天,但在北京,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片的雪花,这样漫天地飘洒,这般雄浑的世界——远远地,从天地相连的地方开始,一片片的高原蜿蜒起伏,夹着一道道沟岔,到处是落不尽的雪花,旷野寂静无声,只有我们自己踩在雪路上发出的“咯咯吱吱”的响声。

 
        这种雪景,宛似电影中的“定格”,深深地烙刻在我的心中,以至于10年20年,时常浮现于梦中。不过,雪中的我当时是何种心情,现在却很难准确地描摹。兴奋、新奇、浪漫、希冀、期待、担忧、紧张……或许都曾有过。我只能说,就在那个多雪的冬天,开始了我的新生活。

        陕北统称黄土高原,细分起来又有沟、川、塬之别——两山之间的窄处称为“沟”,较宽敞处特别是有流水、可以种植稻米蔬菜的地方称为“川”,而山上平缓处即可称“塬”,老乡说,最苦的地方就是塬上,主要原因是缺水。我所在的宜君县尧生公社郭寨大队就在塬上。

 
        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漫山遍野的麦田,单产只有几十斤,有时还收不回种子。严重的地方病威胁着乡民的健康,东队(郭寨三个生产队之一)的8个壮劳力,竟都患有柳拐子病,腿、脚关节上的大骨节实在吓人。这里没电、没煤、没水,任何一种农副产品加工,如磨面、榨油,都得靠人力,每年冬天要到沟里去打柴,以备一年之需,别的还好说,没水这一条最要命,雨季来了,赶紧修好旱窖,蓄住雨水,全村人一年就靠它维系生命。陕北早年风沙又太多,每年经常有二三个月断水,这时就得到沟里去挑泉水。这泉水不干净可能有地方病菌姑且不说,最厉害的是挑上担子,一路不能歇脚,否则就会倒掉半桶水。这可是个硬功夫,一担几十斤的水桶,上了肩要一口气走三四里坡路才能上得塬上,记得我是在一年多以后才练就出来的。

 
 
        离开北京时,学校里的军宣队说“队里早就把柴都准备好了”,到了村子里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准备好的木柴大约能烧一两个星期,队长说:“开春农活忙,现在趁着冬闲,赶快去沟里打柴吧!”

        我们几个同学都来自汇文——一所有名的男校,对攀崖翻山并不畏惧。天还没大亮,大家把绳子捆到腰间,拿上镢头、砍刀便出动了。钻到山沟里,砍下一丛丛荆棘灌木,刨出一个个干树根,不知不觉地过了大半天。弟兄们互相看看,手上、胳膊上都是血刺,有的脸也划破了。打柴不是个轻活,要会找——不然背回去不好烧,会挖——一般都要除根,常常是满头大汗,跟树根“较劲”,越挖越深,就是不能“除根”。
 

        第一个冬季,打柴是最苦的一关。这一冬,因为背柴,我有3件上衣后背撕成了布条条。这还不算,我到陕北的第一个“事故”也因为砍柴而来。那是一个雪后的清晨,寒风拼命地抽打着我们的背脊骨。我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正在跟一个老树根“较劲”,不知是因为雪后路滑还是一脚踩空,突然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半天竟晕了过去。幸好山坡不足十米,加上我在学校里还是足球队员,除了衣服划破、身上挂了几处彩外,竟没有落下什么残疾。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从40年代到70年代,虽然陕北和我们祖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陕北很多土地还是那么贫瘠,陕北人民的生活也还穷苦——历史在某些点上,停滞的时间太长了。”对照当年的情况,我深有同感。陕北生活之苦,的确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使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大都市的青年人,感受到心灵的震颤。以我们的大队党支书金栓来说,一家八九口人,6个孩子,冬天只有一两床棉被,孩子们全靠烧热了的炕席过夜。 

 
 
        插队期间,我很快把拉车、拿粪、扬场、犁地等所有农活几乎都学会了,工分由8分半、9分、9分半一直升到满分10分,而且几乎天天下地从不误工,一年下来每年劳动日的工值仅为1角9分。头两年扣除口粮等,一共挣了40多元,即使这点钱也还是毫厘未见……年底分红时,队上得把钱户与欠钱户一一相抵,就算结账了。欠我钱的是户老农,拉家带口,根本不可能掏出几十元钱给我。当然,我也不可能去讨债。结果,这两年数百个劳作之日,分配时以一文不名而告终。

        我刚下乡时借住别人家的“厦子房”,即窑洞前盖的简易平房,后来房主要存粮食把房要了回去,几经变化我又到“磨房”去住。我们东队沿沟沿分布在上下四层窑洞里,我借住的这家“磨房”在最底层,从这窑门出来,眼前便是荒草丛生的深沟。这一家房主每周要磨三四次面,有时也借给别人用,磨盘、磨道设在窑里边,我睡的土炕在窑门附近。每天早起,我赶忙把被褥卷起,主人家牵着小驴来磨面,等到我晚上回来,地上、炕上都是磨面留下的尘埃,窑里散出驴尿的臭味。 

        头3个月,我们一直吃不到肉。同学们都不满20岁,那种馋劲实在难熬。有一天,饲养员跑来告诉我们队上死了1头牛,牛肉1角1斤还没有卖,问“知青娃娃想不想要?”我们马上答应,买了几十斤牛肉回来。添好水,加足柴,足足炖了两个多钟头,大概是夜里11点多,牛肉熟了,不知是谁忽然提出病牛肉可能有毒的问题,到底吃还是不吃?8员“大将”围着锅台“研讨”了半天,终于决定“冒险解馋”。同时翻箱倒柜,找出从北京带来的一些药品,以防不测。等到大家狼吞虎咽干掉不少牛肉,一觉睡到天亮,发现彼此安然无恙时,禁不住哈哈大笑。

 
        说到吃饭,还得说说做饭。我们是男校学生,自然没有女同胞操刀掌勺,饭菜也来得简单。我们最爱吃的,也是最省事的,同时也是老乡最反对的,是烙饼。村里的婆姨常说:“这伙北京娃烙个饼饼,蛮不胜擀面节省哟!”意思是说,面条出数,烙饼太奢侈。可天天擀面,对于五大三粗的一群小伙子来说,又谈何容易!也许真应了婆姨们的话,我们的面粉消费得最快,不到一星期就得磨一次面。那滋味,无论如何是忘怀不了的。收工吃罢饭,天正大黑,通常是两个知青负责磨面,有时借不到驴,只好自己动手推磨,一圈圈地转下来,时常半夜才能磨完。

        渐渐地,粮食也不大够吃了,老乡怪我们“都是烙饼的过”,于是糜子面、包谷面都得上饭桌,而且白面也越磨越粗。最困难的一段时光,是一磨到底,连麸子一块吃。我最怕两样食品,一是糜子面馍,吃下去肯定不能“出恭”,再是麸子馍,一入肚便觉得又憋又堵。但怕也没用,冬天在崖畔上打了一早上夯,下籽时扶着犁吆喝了半晌牲口,到“饭时”(陕北话应读“饭司”音)是顾不了许多的。  

        我们有困难,老乡则更困难。队上有个老党员,家里孩子甚至轮着穿一条裤子。即使如此,他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还是尽力相助。看到我们粮食不够吃,队里决定补助我们一些口粮。三九天气,在塬上搞水保,打“椽帮堰”,我们来不及(实际上也没有)吃什么早点,老乡常常将煨在地堆篝火边的热馍匀给我们填肚子。记得与几位年龄相仿的青年老乡一块拉车,他们都抢着干最重的“驾辕”,让人在后边推车。拿粪、下籽、烧窑等等农活,也是手把手教会我们。

 
        那个时期,政治空气可不比今天,隔三差五地要学习,还要斗“四类分子”,要谨防“苏修”从珍宝岛那边打过来,我们在这方面更是队里依赖的骨干。晚上吃罢饭,队长一吆喝,大家聚在饲养室里,我就开始念文件、念报纸了。尽管常常是念到十人中有九人发出鼾声,但会还是非开不成的。

        1970年春节,我是在队上度过的。大部分知青回北京过年去了,剩下几个自然显得孤单。队长、书记们不断来叫,让到他们家做客。老乡送的年糕、馒头,够我吃好几天。尤为难得的是,乡亲们帮我把分到的八斤黄豆也都磨成了豆腐,足足二十来斤。我做了猪肉炒豆腐、豆腐汤、豆腐丁包饺子等,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豆腐!

 
        那时我的妹妹已到东北北大荒兵团。我知道那里冰天雪地,就想用自己养的羊剪下羊毛织双生羊毛袜子。这在今天来看,简直有点异想天开,可当时真的就这样干了:我学着从那只老绵羊身上剪下六两毛,请人教我弹了一下,又由一位老大娘帮助捻成线,再由一位老乡帮忙织成袜子。当我把这双自制毛袜寄往东北时,真颇为得意。

        在我动手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的父母居然翻拣出二十多年前我写给他们的几封信,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从中也可以看到我当时的状态和心态: 

        “我已从那个窑搬到队里保管室里,窑是不错,只是太大,太冷,没有炕,每天也就烧不成炕,只好搭了一个床,把所有被子、大小衣服全盖上,仍然冷得不行。今天采取措施,在炕席下码了满满的麦秸,好多了。每晚的洗脸水第二天早上都冻住了,真冷!不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革命先辈‘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愈坚’,我这又算什么呢?”(1969.12.16)

        “最近还和以前一样,只是我病了一次,自古历十二月十二开始至十七,扁桃腺炎,发烧,结果跑到五里外的村子找医生看了一次,给开了一服中药。回来借了一个小药锅,拿两块砖头一支,熬好了药。吃了,稍好一些,仍不退烧,又找医生(村里的)给打青霉素,打了三针,这里药很贵且难买,抗菌素轻易不给,一片就要几分钱。我只有三四片合霉素、四片氯霉素、十丸羚翘解毒丸和一点牛黄上清解毒丸,全部吃光了。从古历十七开始干活,仍感觉没好彻底,可手头中药西药一点全没有了,买又买不到,也买不起,所以我很着急。见信后您们一定要给我准备些土、四、氯、合霉素,再有若干中药,以备生病用。”(1970.1.28) 

        “我的身体就算好了,吃了一些氯霉素和通宣理肺丸,很见效。最近几天连降大雪,我们冒雪打窑劳动,也没感冒,就请您们放心吧。 

        今年在我一生中算一个转折点,这就是走向二十岁——青年正式时期,我头脑中想法很多,生活的艰苦,已经适应,打柴爬山下沟烧火,已不是什么难事,还可以给自己做个结论:没有沾染多少空虚、颓废和堕落气,还有一些朝气、志气、正气……”(1970.2.26)
 

        这封信中提到的打窑,就是为我们知青安家而为,那是1969年冬,上级拨下为知青建房的款子。大队支书开始带着大家在村子为我们打窑洞,选的那个地方很不错,五孔大窑洞也蛮气派,这里边有我们知青的不少汗水啊!转眼到了夏天,窑洞很快打成了,已经到了装门窗的地步。有一天我们在新窑干活,突然天降暴雨,大家只好收工,回到我的“磨房之家”。不一会儿,雨下得更急更猛了,忽然传来闷雷一般的响声。“哎呀,不好!”等我们赶到村边,只见五孔新窑全部塌方,一个冬春的辛苦毁于一旦,原来刀削一样平整的窑面,现在成了一面斜坡。而仅仅半小时前,我还在窑前干活,半个月后即准备迁入新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我的同伴还算是幸运的,否则真可能葬身黄土地了。然而,新窑全完了,钱也全用光了,修复已无可能。这样,直到我离村到县里工作,我就一直住在“磨房”里。

 
 
        今天,我如实地写出当年的困苦与挫折,我相信许多延安知青都会有大同小异的经历,我只是他们中间非常普通的一员。但我同时要说明,当时这一群知青并没有悲天悯人、自暴自弃。确实有个别的沉沦者,但大多数知青的情绪是稳定的平静的,甚至可以说是乐观的。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许许多多在学校在城市根本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或许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耳闻目睹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国情吧!许多年以后,我常把延安知青与北大荒兵团、内蒙古草原等地知青作比较:如果可以把北大荒知青形容为“敏锐”,内蒙古知青形容为“豪爽”,那么延安知青可以谓之“深沉”。这可不是“玩”出来的“深沉”!这种深沉,源于我们民族摇篮——黄土高原的培育,根植于那里民风的淳厚、民心的丰赡。

        20年过去了。又是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日子,我重新来到塬上,任思绪如飘飘洒洒的雪花漫天驰骋……
 
 
 
         陕北——这是一块贫瘠而又富有的土地,这是一片古老而又神圣的高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13年,从这里走向西柏坡,走进中南海。陕北人民对共产党的深情,只有置身于他们中间,才能有铭心刻骨的感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块土地在新的时代曾经落伍,一度沉寂。“我一听插队青年谈起延安的情况,心里就非常难过。”1970年,周恩来总理专门对延安工作作的重要指示传到延安,延安为之沸腾。重新学习毛主席1949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大批北京支延干部来到延安,几十个“五小”工业项目落户陕北,所有这些,都给高原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更为巨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改革开放这十多年。当延安已基本脱贫的消息传来,当列车轰鸣着驶向陕北,当许许多多的乡亲们把家乡的喜讯捎到北京,作为一个曾经在陕北生活过六年的老知青,我的心情犹如明媚的春光!


作者简介
 

 
        王晨,男,汉族,1950年12月生,北京市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高级编辑。现任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9年1月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插队,先后在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延安地委办工作。1974年回京后,曾任光明日报报社记者、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等职。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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