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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次回昆明探亲路上的特殊故事

时间:2018-11-17 18:45来源:北京知青网 作者:江天红 点击:
1971年12月连队批准我探亲。接到通知我高高兴兴、急急忙忙地到营部找徐参谋开边境通行证.在办公室碰到三连的小蓉,她也要探亲。徐参谋为我俩开好通行证以后说:“交个任务给你们,你们明天上昆明,顺便把小薇送到昆明安宁精神病院去。”

 
 

       1969年3月,我下乡分在景洪农场十分场二队。分场离景洪36公里,是一个新建农场,人员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四个城市的知青和一些早年支边的老工人,还有少数复转军人,生产任务是种橡胶。我们农场后来出过很多知名人物,比如电影导演陈凯歌、手风琴演奏家杨铁刚,还有一些专家、教授、学者等。但我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个悲剧人物,她是我们分场的北京女知青小薇(化名),我和她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70年代初,农场改为建设兵团,调了部份现役军人到各个连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我们队是一师一团十营二连。当时在极左路级的影响下,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外,晚上还有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开不完的各种批判会。加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每天都感觉是在受煎熬。

       1971年12月连队批准我探亲,假期15天。接到通知,我高高兴兴、急急忙忙地到营部人事处找徐参谋开边境通行证,在办公室碰到了三连的小蓉,她也是我们学校的知青,只是同级不同班,她也要探亲。徐参谋为我俩开好通行证以后说:“小红,小蓉,交个任务给你们,你们明天上昆明,顺便把小薇送到昆明安宁精神病院去,她近来又犯病了。”我俩一听愣住了。小薇是69年4月份从北京来到我们十营五连的。她到后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听营里的人说,她成了“现行反革命”,原因是她的父母是高干,当时正下放劳动,她来以后写了一些日记,在日记中说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不知怎么她的日记被连队发现了,逐级上报,被定为了“反动日记”。一天,团部在景洪嗄洒召开批斗大会,我所在的连队还派了几个老工人参加会议。老工人开会回来讲给我们听,那天在大会现场,小薇被带上台去,胸前挂着黑牌,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XXX”,脸被抹了墨汁,和另外几个受批判的人一起跪在台上。她象个小孩一样不知是啥回事,手不停的撕黑牌上的纸玩。这时一个老职工跳上台去,说她态度不端正,啪啪两耳光,顿时血就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台下的人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XXX !批判会回来没多久,她就疯了,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每天呆呆的坐着,最后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当时景洪没有精神病院,营部将她送到昆明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又接回来,偶尔我们去营部开会或是看电影还见到她,这次是第二次送她上昆明医治。

       徐参谋带我们去到营部小河边一间孤零零的茅草房,推开门,只见小薇呆呆的坐在床边,蓬头垢面,脸被脏兮兮的头发遮住大半,衣服、裤子油亮亮的,身上发出一股臭味。见到我们,她惊恐地站起来。徐参谋和蔼地对她说:“这是小红、小蓉,明天她们送你去昆明看病,医好病你就可以象她们一样劳动、学习,去北京探亲了。”小薇呢,脸上没有表情。我问徐参谋:她会打人吗?她这样高,万一她打人,我和小蓉怎么办?她这么脏,怎么去昆明?徐参谋似乎是看出我们不太想送她,就说:“别怕,我会交待她听你们的话。另外你们帮她打扫一下卫生,我去找套衣服。”说着就出去了。

       说真心话,我们真的怕送她,可徐参谋是领导,在兵团领导的话就是命令不能违抗,再看看小薇、良心上又有些不忍: 大家都是知青,我们不帮她,谁帮她呢?我俩打来水帮她洗了头,洗了脸,找来剪刀,帮她剪了个短发。徐参谋找来一件旧的对襟花棉衣和一条劳动布裤子,我们帮她换上。经过打理,小薇像换了一个人。我细细的看看她,皮肤白白的,两只眼睛圆圆的,五官很端正,蛮秀气的,心中想但愿这一次能治好她的病,让她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那该多好啊。


       从她屋里出来,徐参谋说:“小红,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事交待你。”在办公室,徐参谋拿出一大摞钱和粮票,说这是800元钱和300斤粮票,是她的住院费和口粮,你要装好,路远,为了你的安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看着徐参谋一脸严肃的样子,又看看那些钱和粮票,说真话,我从生下来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和粮票,不免有些害怕,就问徐参谋为什么不从邮局寄。他说这是医院规定,只收现金和粮票。我拿着这些钱、粮票,像抱着一个炸药包一样回到连队,把它藏在被子里,等到晚上吹了熄灯哨,大家睡了以后,我才打着手电筒,悄悄的把钱缝在棉衣里层。

 


 

       第二天,我和小蓉带着小薇去营部机务队搭乘拖拉机到景洪,刚上车又遇见小蓉她们连的另一个女同学小琼。她也要去探亲,于是我们就结伴一起走。到了景洪,我们一行四人直奔长途汽车站买票。售票员一看我们带着一个疯子,不卖票给我们,说是长途客车,车上要坐四十人,万一在路上她闹起来,他们负不起责。我们一听傻眼了,不准乘车,我们怎么回昆明?任凭我们怎样解释,售票员根本不理。没办法,我们只好拉着小薇从客运站出来,刚走到景洪百货大楼旁边,一辆大货车停下来,驾驶员伸出头来喊着我的名字,原来是我家邻居阿贵,我高兴地问他怎么会在这儿,他说他来景洪拉木材回昆明,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昆明探亲,营里领导安排我们顺便送小薇看病,可人家不卖票给我们,走不了。阿贵听后说:坐我的车吧,只是我的驾驶室已经有两个人了,你们只能坐在车箱上。我们一听高兴极了,我说没关系,坐那儿都行,只要能到昆明。

       中午,我们在一个食馆里买米干(卷粉)吃,小薇她在车箱里,我帮她买了一碗,端到车上给她吃,我和阿贵在车下说话。阿贵问我她怎么疯了,我把她大体的情况讲给阿贵听,又讲了开批斗会的事,阿贵说她真可怜,这时我俩不约而同地往车箱看了一下,没想到小薇手端着米干,一口没吃,在听我和阿贵说话,两行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们被她的举动惊呆了,我的第一反映是她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后来才知道精神病会有阶段性清醒的病理现象)。看她这样,我和阿贵约好,不能告诉其它人,怕万一传出去,她的后果会更惨。

       车子开动了,我们坐在高高的木头上,车一开,风吹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风很冷,我们又穿得单薄,冻得直哆嗦,但又想坚持几天就到家了,心情一好,就觉得暖和一些了。

       在途中发生了几件事,让我终身难忘。第一件,车在思茅时,我看到一个食馆在卖馒头,就跳下车去买了几个,小薇一见,不等我爬上车远远的就伸下手来接住,一只手拿一个,狼吞虎咽般地吃起来。可能是她到版纳三年都没有吃过几顿馒头,吃完两个,我又递给她一个她又吃了,虽然她不说一句话,从表情上看,她很感激我。我们几个看看她那样吃,心里挺难过的。他们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吃个馒头都是一种奢望,像她这样遭遇的人就更难了。如果在家中,那可是家中的宝贝啊,要是她妈妈见到她现在这个样子,该有多么伤心啊。

       第二件事,阿贵考虑到我们几个坐在车箱里太辛苦,就抓紧时间赶路,当晚赶到墨江县。要在平时,从景洪到墨江要开两天的时间。路上,小薇睡着了。到墨江已经很晚了,我们在电影院旁边找到一个旅馆。阿贵和坐在驾驶室的老张去登记,我叫小薇下车,可能是她冻的太僵了,无伦我怎么哄她,她就是不下车。没办法,我就叫小蓉和小琼在车下接她,我把她抱了从车箱边放下来。谁知小薇个子高,身体重,小蓉、小琼个子小,我一放手,她俩接不住,三个人一起摔倒在地上,小薇这下发怒了,睡在地上不起来。刚巧电影院散场,看电影的人出来,看到她睡在地上,大家都围上来看热闹,人越围越多,那场面真是尴尬。还好阿贵和老张及时出来,我们几个人才把她抬进旅馆房间里。小薇坐在凳子上,样子很生气,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腮帮鼓鼓的,样子很吓人。我给她倒了杯水,拿了几块饼干,告诉她吃点东西好睡觉。谁知她抓起饼干啪的摔在地上,匍伏在桌子上大哭起来。我们三个人吓懵了,静静的看着她哭,可能是她借这个机会,把她长期的委屈发泄出来吧。她哭了好一阵止住了,我对她说:“小薇,我们知道你心中不痛快,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萍水相逢,大家都是知青,一路辛苦,要互相体谅。”她渐渐冷静下来了,眼神也温和了,坐了一会倒在床上睡过去了。那知夜里,她尿床了,穿着的唯一条裤子全湿了。我们没有多余的裤子,天又那么冷,怎么办呢,我只好悄悄把旅馆的枕头帕扯下来,让她盖在脚上,那怕能为她挡一丝风也是好的。事后我总觉得对不起旅馆服务员,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丢条枕巾是要受批评的。

       第三件事,我们遇到了一个好人。车子经过磨黑时,有一个男同志大约三十岁样子,昆明人,他到磨黑办事,要赶回昆明,班车没有了,就求阿贵带他回昆明,阿贵同意了,他就跟我们一起坐在车箱里,一路上还多了一个说话的人。车到玉溪,阿贵去加水,我们全部人爬下车来活动冻僵的肢体。有一辆大车也在加水,那辆车驾驶员问阿贵,是不是上昆明,阿贵说是。他又问怎么车上坐这么多人,阿贵说赶路,这个驾使员就对着我们几个说,车箱上太冷了,来两个坐我的驾驶室吧。话刚说完,搭车人和小薇两人就爬上他的驾驶室去了,我一看不行,小薇怎么能单独去坐别人的车呢,但是任凭我怎么叫她,拉她,她就是死死拉住扶手,不肯下来,可能是她一直都是穿着湿裤子,太冷了吧。搭车人看她实在不下车就说让她坐吧,我也到昆明。我就听了搭车人的话,让她坐了。走了一段路后,阿贵超车了,把那辆车拉在后面。车到了昆明东站凉亭大坡那儿,阿贵停车,让我们三个下车,他告诉我他要赶着去下木料,让我们在路边等后边的车。这时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洒在脸上湿湿的,冰凉冰凉,路边小草都是被一层冰盖着。我们三个站在路边,等啊,等啊,又冷又饿又渴,缩在一起,眼巴巴的看着每一辆进城的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心里很后悔,心想不该听搭车人的话,让小薇离开我们单独搭车,万一弄丢了,可怎么办?我们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大约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到小薇他们的车开来了,搭车人远远的就向我们招手。车停稳以后,那个驾驶员问你们谁是送疯子的,我和小蓉回答后,驾驶员说,现在夜深了,我直接送你们三个到安宁,他又对搭车人和小琼说你们自己回家吧,搭车人马上说:“师傅,你就送送我回家吧,我家在穿心古楼,半夜三更的,我怎么走得回去?”驾驶员极不耐烦地答应了。我们赶快爬上车,本来搭车人是坐驾驶室的,但是他也跟着我们爬上车来。

       车开动以后,搭车人告诉我们,他和小薇上了这辆车以后,驾驶员以为他是送疯子的,问他带了多少钱和粮票,那知搭车人告诉驾驶员不是他送,送疯子的是我们三个小姑娘。驾驶员马上就火了,开始骂他,说要把他赶下车去,又说他累了,要休息等等,搭车人只好向他说好话。走了一段路,车又坏了,搭车人帮着他修车,车修好才慢慢的开到凉亭。搭车人说我看驾驶员有些不可靠,他要送你们三个去安宁,这大黑天的,不知安的什么心。我们一听,真是吓坏了。车到穿心古楼以后,搭车人下车,我们也飞快爬下车来,我爬上驾驶室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就将小薇拉下车来,驾驶员一看急了,问我们怎么不去安宁了。我说天晚了,明天再去,谢谢你了,边说边拉着小薇就走。驾驶员突然破口大骂,说我们没良心,是些贱人,骂声中还夹杂着脏话。搭车人递了个眼色给我们让我们快走,他在劝说驾驶员,故意拖延时间,我们走了很远还听见驾驶员在骂搭车人……。搭车人真是个好人啊,可以说是他让我们避免了危险,遗憾是我们当时连对他说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下车后,我们四个像流浪人,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心中一片茫然,月黑风高,不知能到哪儿去。还是小琼说我奶奶家住在南华街,一楼有间厨房,去那里坐到天亮再说吧。于是我们去了她奶奶家,等到了天亮。

       天亮以后,我和小蓉告别了小琼,拉着小薇,去南太桥短途客运站坐班车到安宁。我又怕人家不卖票,叫她俩远远的躲在车后面,我去买票,总算顺利地上了车。当坐到在安宁长坡下车后,远远看见精神病院的大门,我们太激动了,想着任务马上要完成了,可以解脱了,喜悦的表情洋溢在我俩脸上。进了大门,守门老头见到小薇,就说:“小北京,你又来啦?”听见老头叫,周围那些晒太阳的人就围过来喊:“小北京”、“小北京”。我们一看,都是些穿病号服的,可能是轻度病人吧。小薇呢,人家叫她,没反映。有个人问我们:“你们是她的什么人,是她妈吗?”天啊,我和小蓉哭笑不得,真是在精神病院啊!

       这时,有人自告奋勇的带我们去了医生办公室。一个男医生在看病,见到小薇说:“小北京,你又来啦,怎么又不说话啦?”我们向医生讲了她在农场的近况和一路的表现,医生作了初步检查,告诉我们小薇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但目前医院没有床位,你俩暂时不能离开,要陪着她,等有空床位,办完手续才能离开医院。我俩一听脑袋“轰”的一下,腿都软了,问几时有床位。医生说不知道,精神病是慢性病,床位紧张,现在只能看门诊,她进不了病区,如果走丢了,我们医院负不了责,你们就安心等着吧。晚上呢,你们和小北京先到大门口,那儿有间空房子,可以临时住着。听了医生的话,我俩几乎绝望了,后悔不应该答应徐参谋,现在真是进退两难……。

       天黑以后,大门口一个人也没有,守门的老头也回家去了。大门离医院生活区有好远一段路,门头上挂着一盏昏暗的灯泡,风一吹,一摇一摆的像鬼火一样,我俩十分害怕。小薇那天不知怎么,十分烦躁,不睡觉,在房中走来走去,叫她喝水不喝,问她是否肚子饿,也不点头,这样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我俩实在没法,摸黑去生活区找医生。真凑巧,正好找到院长家,一见到院长,我俩像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就哭起来了。我们把这一路的情况讲给院长听,院长很同情我们,马上叫了一个医生去看了小薇的情况,医生给小薇打了一针,同时又安排人把隔壁一间医院堆被子的房间腾空一块地方,让我俩睡在里面,让小薇单独住,从外面锁上门。院长说这样安排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因为这是在精神病院,随时会有危险发生,还说我们农场怎么不派一个男同志作伴。听院长这么说,我们心里的委曲之情一下又浮了上来,差点又哭起来。

       就这样,我们在精神病院陪着小薇等病床,真是度日如年。等啊等啊,一直等到第四天早上,一个女医生跑来告诉我们,昨晚病区跑了一个病人,你们快去找院长,先把小薇安排进去。我俩别提多高兴了,撒腿就往院长室跑,总算办了入院手续。我把缝在棉衣里的钱和粮票交给医院,觉得身子一下就轻松下来了。当我们陪同医生把小薇送进病区,看见那些疯疯癫癫,眼睛放着凶光,嘴里骂着人,紧握着拳头,对着我们冲过来的重病人,我们吓得躲在医生后面,太恐怖了。看到这样的环境,马上联想到小薇,我们走后,她怎么办啊,她比起那些重病人来,温顺多了,她肯定在里面会被欺负的,她多可怜啊,孤苦伶仃住在这么恐怖的地方,她的命运真的太悲惨了!那一刻我们的心情太矛盾了,可我们又无能为力再帮她做什么事了。我们反复告诉她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争取早日出院,她呢,还是呆呆的看着我们,我们默默的离开了医院。

       我从安宁回到家,外婆见到我太高兴了,可能是兴奋过度,晚饭后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就去世了,我很悲痛。等办完外婆丧事,我15天的探亲假也快到期了,我还是牵挂着小薇,我告诉妈妈我要去看她,妈妈说她也要去,可我坚决不同意,原因是外婆刚去世,妈妈还在悲痛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边疆她是日夜牵挂,强忍思念,如果再去看见小薇,那对她的打击会更大,更不放心了。妈妈看我态度坚决,只好尊重我的意见,她把家中本月仅有的二两半糖票和几张糕点票拿给我,让我买点吃的东西给小薇,我去买了半斤咸味奶糖(当时用一两糖票可以买二两水果糖)。另外又买了十个冰沙饼。我又想到小薇来时,脚上没有袜子穿,鞋子又破,天这样冷,会冻坏的。于是我又给她买了一双尼龙袜,一双解放鞋,带上这些东西,再次去了精神病院。

       还是那个女医生陪我进到病区,病房中没人,我把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这时门外两个病人打起架来,女医生忙出去拉架,忽然有另外两个病人跑进来,一个抓了一把糖,一个抓了一个饼,转身就出去了,我赶快把东西收起来。这时,当年演五朵金花的女演员杨丽坤进来了。她穿一件银灰色长棉风衣,配一匹毛领,样子还是像演金花时那样秀气,只是眼神像小薇一样有些呆滞。原来她和小薇同住一间病房,床对床。我见到她,很惊讶,她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啊,在这种地方见到她,太意外了。我呆呆的看着她,缓不过神来,反而还是她先开口说:“你来看小北京?你是她什么人?”我连忙告诉她我是小薇农场里的战友,我们都是知青。接着我对她说我看过你演的五朵金花电影,很好看。她叹口气,说了一句话:受批判的。正说着,女医生领着小薇进来了,见到她,我就喊:“小薇!”。“嗯”,她居然答应了,简直太神奇了,到医院才十来天的时间啊。我看见小薇的眉心处有血流下来,医生告诉我是扎银针扎的,比较痛,但小薇还是很配合医生的。我赶紧拿出糖和冰沙饼来给她和杨丽坤吃,两人吃得太香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没有吃的,何况她们是在精神病院。看她们那样忙着吃,女医生反复提醒:慢慢吃,慢慢吃,别噎着。我拿出鞋子和袜子,小薇因扎银针扎的手很肿,不能动。我就蹲下去帮她脱下鞋子,只见她脚都生冻疮了,红肿得厉害。我帮她穿好鞋、袜,想不到她突然看着我笑了一下,我也看着她笑了。无意间,我看见女医生背过脸去擦眼泪,女医生告诉我她的女儿也是知青,在插队……她触景生情了。我看小薇这时神智比较清醒,就问她你家在哪里,她说在北京;问家中有什么人,她说爸爸、妈妈、妹妹;我又问爸爸、妈妈干什么的,她说在干校呢,妹妹在上学。我问:你想他们吗?她点点头。

       看到她点头,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她太不幸了!我告诉她我要回版纳去了,你要好好治病,等病好了回北京看爸爸、妈妈,她又点点头。看到她的病有好转,我太高兴了。我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小薇。从安宁回来的第二天,我踏上了回版纳的路。到了营部,我向徐参谋讲述了我们这一路的艰辛,和小薇在精神病院的现状。徐参谋眼圈红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红,这一路难为你们了,你们做了一件好事。

       1973年底,我办病退回到昆明。后来听同学说小薇的父亲恢复工作以后回到北京,小薇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农场给她平了反,补发了她几年的工资,直接从昆明精神病院回到了北京父母身边。
后话:

       2011年,我们连队的昆明知青受北京知青的邀请去北京聚会,在北京时我特地向他们打听了小薇的情况,其中一个同学说他回北京后,有一次去政府的某个部门办事,见到小薇在那里上班,好象在写什么东西,看上去很好,很正常,只是他怕打扰小薇工作,没有和她打招呼。我听了真欣慰,但愿小薇健健康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2015年3月27日是我们下乡纪念日,那天我们昆三中初一年级同学在昙华寺聚会,我和小蓉分别43年后,那天终于见面了,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回忆起当年这段难忘的探亲路上所发生的桩桩件件事情,我们悲伤,我们感慨,我们祈祷,我们共勉,我们将永远记住我们是“知青”这个平凡而又不寻常的名字。


     作者江天红  女,昆明知青,原昆明第三中学初68届学生,插队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二队(1970年3月——1974年12月期间改制为云南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十营二连)。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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