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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点浅薄的看法(上)

时间:2012-07-19 02:27来源:博客文摘 作者:周晓榕 点击:
知识青上山下乡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一次是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另一次是在60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至1979年,在城市知青(以下简称知青)锲而不舍、艰苦的斗争下得以全部返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至此宣告结束。

 

(一)我国知青上山下乡概况:

 

       知识青上山下乡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一次是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另一次是在60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至1979年,在城市知青(以下简称知青)锲而不舍、艰苦的斗争下得以全部返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至此宣告结束。

      建国以来,回乡知青则更多。比如,至1965年回乡知青已接近4000万人。

      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形式有:个人投亲靠友、回原籍插队,自己开伙做饭或到社员家里搭伙;多人插队,集体吃饭、分散到各生产队劳动;在那些有成片荒地的公社,以知青为主,搭配些老农,组成自负盈亏的生产队;到国营农场、边疆的国营农场和部队的国营农场(前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食堂吃饭,劳动报酬以工资的形式,到边疆的知青白天上山劳动,“砍荒”种地,夜晚站岗放哨,保卫祖国。

      下乡的地点通常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县的农村。

      知青上山下乡,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尽管第二次下乡运动是一个错误的举措,但是在两次下乡中,知青基本上都是积极主动、满腔热情地上山下乡,有的知青主动放弃升学、当兵、当工人等机会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对农村和边疆的建设、对巩固国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他们在极为艰苦甚至非人类生存的恶劣环境里,干着超强度的、超过自己年龄所能承受的体力劳动,自觉地报效国家和接受再教育,为祖国贡献自己宝贵的青春甚至年轻的生命,祖国应该永远感谢他们,历史应该永远铭记他们。他们是坚强、勇敢、纯洁、勤劳、能吃苦有信念的一代人,是曾以青春的代价分担过共和国苦难、与共和国共同度过苦难的一代人。

 

       1、为期10年的第一次知青上山下乡(1953年——1957年、1962年——1966年):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阶段,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鉴于50年代我国人口状况、城镇就业困难与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的历史条件,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

      当国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纸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1955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和就业压力变大,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保证国民用粮需求,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开荒3868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交给共青团中央。同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共青团的工作经验,学习他们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说:“1954年,苏共中央决定,两年开垦2800——3000公顷土地,主要是在哈萨克共和国和阿尔泰边区,其它则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和西伯利亚各州。共投资70亿卢布,在三四年内可以偿还国家投资。1960年以后,可增产粮食3000万吨。主要是由共青团动员城镇的团员和青年参与。从1955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74万人前往垦荒建场。从城镇动员人力到农村生产,是苏联目前总的趋势。由于全苏人民把开荒当作了全民的事业,才能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了大规模的开荒任务。”同年8月,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中央的精神,借鉴苏联的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有重点地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9日,由共青团组织的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60人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今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还有一些往年没有考上学校或者没有找到职业的学生,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不可能拿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因为,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也要看到,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会逐步改善的。目前农村正在大力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社论在分析“人人要工作”的社会舆论时说,首先,家在农村的中、小学生毕业以后,如果没有思想障碍,他们完全可以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而家居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目前如果考不上学校,又找不到职业,就应该进行自学,等待机会就业。各地青年团组织应该积极组织和帮助他们做好自学的工作,或者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9月,毛泽东出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主席的一系列号召成为多年来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激励了一代年轻人,一直是推动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和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巨大精神动力。

      全国许多省市都纷纷组织了青年远征队,奔赴祖国穷乡僻壤和荒地。比如,同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知青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他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萝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11月8日,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52名队员到达黑龙江萝北县,在千古荒原上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是青年团天津市委员会从全市17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的。作为先遣队,他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建房,创造了奇迹般的生活,为准备来年开荒打了第一个胜仗。翌年3月5日迎来了第二批216名新队员。1956年青年志愿垦荒点被命名为“天津庄”。胡耀邦同志来看望队员说:“我送你们八个大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他嘱咐大家要经受考验,经受锻炼,热爱“北大荒”。队员们以超人的毅力,在荒山野岭上,在沼泽泥潭中,与天斗,与地斗,靠自己的双手,使“天津庄”发生了巨大变化。

       青年垦荒队的举动,带动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开展。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能在城市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纲要明确提出城镇知识青年“四到”就业途径,正式通过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词(此词一直沿用至今),并第一次把上山下乡的主体定位在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城镇知识青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我国城市知青下乡的序幕自此拉开。

      当时,国家对知青下乡没有统一的规划和部署,均由地方自行安排,基本上属于投亲靠友与随父母全家到农村落户,有少数地区试办跨省区下乡。由于五十年代末期,国家处于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举措中,那么,知识青年回乡与下乡务农就更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事的了。

      至1957年,全国知青达7.9万人。由于工作做得较好,大多数知青下乡是自愿的。

      六十年代初,因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盲目扩大基建投资,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知青上山下乡名存实亡。

      “大跃进”的失败后,城市经济无力容纳2000万城市青年,为了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解决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党中央又开始动员和组织知青上山下乡。 1962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1963年前后,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制定了15年至1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规划”。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从此,知青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日常工作范围,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倡导城市中未曾继续就学的、能够独立生活的16——18岁的中学生下乡,安置主要方向是农村生产队和国营农、牧、林、渔场。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自1962年知青下乡的逐步启动,到下半年起转向以插队为主,到1964年达到30万人。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做出贡献。

      上山下乡工作有比较严密的组织,每年都有计划和安排,有物质与经费的保障,并强调自愿的原则,指导思想是动员城市青年扎根农村,安家落户。1961年—— 1966年中有计划地上山下乡129万知青,其中插队87万人,到农场42万人,平均每年26万人,规模相对较小,安置比较稳妥,社会影响不像文革期间那样大。六十年代初,第一次知青下乡作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被正式列入了国家经济性措施的计划。

     

       2、为期12年的第二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979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上山下乡停止。红卫兵(学生各派组织的总称)小将首当其冲,破四旧、斗走资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夺权……,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六十年代后期,派性斗争发展至武斗、打砸抢,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为了安排学生就业,缓解社会失业压力,疏散、分离处于混乱而白热化状态的红卫兵,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官方理由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实现革命理想和农村发展需要。

      196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的社论。纪念一、二九运动30周年,北京市一些红卫兵成立了红卫兵农垦战斗团,要求去海南岛。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要求红卫兵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党报的宣传鼓动下,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这是插队时改的名字)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三百余人报名参加。但正式决定上山下乡时,几百人只剩下了十个人。10月9日,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北京第25中曲折等10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并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发。10月 11日,《人民日报》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此事被视为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11月11日,北京市1200名中学生出发前往内蒙古和黑龙江北大荒 
      1968年,中央启动了由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而基本上停顿了两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北京高干子弟李镇江等学生在对运动迷茫之中,脚踏实地探索新的人生道路,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进军西双版纳种橡胶!他们打报告面呈周总理,不久,中共中央文件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1968年2月8日,“北京五十五”奔赴西双版纳扎根边疆、报效祖国。2月18日,山东省济南市首批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到沂蒙山区插队落户。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单独插队的红卫兵。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9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11月,中央提出让大学毕业的到工厂、部队去,让中学毕业的到农村去。12月22日,《人民日报》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分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主席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日,北京、上海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的发表,接着全国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涌上街头,热泪盈眶,表示坚决相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主席还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被文化大革命鼓动起来的红卫兵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知青中的绝大多数满腔热情地投入上山下乡运动,以响应心中红太阳毛主席的号召,以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自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1968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 199.68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165.96万人,到国营农、林场的33.72万人。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

      1970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指出:“一切有革命志气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应当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革命一辈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年有106.4万知青下乡。从1968年以来的3年中,下乡知青达573.4万人。
      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规定,下乡两年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部分知青得以返城工作。

      1972年,由于城市招工量大,许多青年在城里等待招工,知青下乡人数有所减少,全年下乡知青为67.4万人。

      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相当艰苦,很多知青住草棚,很多知青连饭都吃不饱,这些情况加重了知青家庭的思想和经济负担。1973年,由于李庆霖告了御状,知青的待遇有所好转,但是中央还是坚持上山下乡的政策,宣扬知青扎根农村的思想。年末,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4%。这一年动员了89.6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从1962年以来,累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934万人下乡,其中因招生、征兵、招工、提干及其它原因转回城镇的401万人,留在农村的533万人。招收职工时,首先招收按照中央[1973]30号文件规定符合条件(如多子女者允许身边留一个,或者规定病留青年的疾病种类等)留在城镇的中学毕业生,也可以招收经过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75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6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8月27日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7个附件。《请示报告》里指出,贯彻中央[1973]30号文件以来,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一代新人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很激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洪流正在扎根与“拔根”的斗争中胜利前进。突出的表现在,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还是扭偏方向,搞“拔根”复辟、“下乡镀金”。去年在“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通过招工和其它途径,许多地方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基本上走光了,出现了一股 “拔根回城风”。同时,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的继续贯彻落。可以看出,《请示报告》和调查材料的主调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在下乡知青中招工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拔根回城风,并肯定和接受了《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一信的错误观点。该年,知青上山下乡受到了“左”的干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生死搏斗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年,由于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加上唐山地震灾害的重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7%。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39亿元,赤字29.6亿元。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3.7%,是生产建设遭到最严重破坏的一年。该年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88万人,通过招工、招生、征兵等返回城镇的下乡知识青年有135万人。年底在农村的下乡知青还有809万人。

      1977年4月10日 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3日,党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意见。从此,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战线,在深入学习,总结历史经验的进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也在不断地思索,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从此,随着思想解放,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了转机。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谈话,决定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知青终于有了通过较公平的竞争上大学的机会,这是知青的一大幸事。
      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并提出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会议指出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该年又有171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招工、招生、征兵、病退等回城103万人,年末在乡的知青还有863.8万人。

      1978—1979年,以云南知青为代表的知青们为了争取返城,进行了惊心动魄、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央被迫放弃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1979年度八十万知青下放计划。几个月内,几乎所有知青全部像潮水一样涌回了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嘎然结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因千千万万知青的觉醒而仓促退场,以几千万知青的青春为代价划上了句号。如今,还有极少数知青,因为种种原因还留在农场和农村,他们有的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还有不少人至今还过着贫穷的生活,成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牺牲品。

      到1981年底,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1968 年至1978年全国城市中学毕业生、部分小学毕业生基本上都上山下乡了,也有少数大学生下乡。年龄从14岁至20多岁不等,占全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所有城市家庭几乎都与知青有关。自此,知青上山下乡形成运动。

      1978年,全国知青达1776万人。知青上山下乡成了一个举世闻名、震惊中外的运动、一场令世人瞩目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由知青自觉的个体行动转变为由中央提倡、组织的大规模的运动,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第一次知青上山下乡,发展为一场对青年进行再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政治运动。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中提到,知青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以上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官方的定论。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事件,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及其延伸,是一页沉重的历史。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违背历史发展的举措,在国家需要大量的知识人才的时候,把学生下放到农村较长时期地做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在国家需要科学技术的时候,学校却在大搞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学生却10年左右地长期在农村干农活,于学习科学知识的最佳年龄段里荒废了学业,形成了国家在知识和人才上的断层,给国家的兴旺发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几千万知青的命运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悲惨的改变,改变了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


 

(二)中央领导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态度

 

     (1)毛泽东主席的态度

 

      毛泽东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者和支持者。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全国人民公布了毛泽东主席最近发布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青上山下乡掀起了高潮,形成运动,1969年,创下了当年上山下乡知青达260万的历史最高纪录。

 

     (2)周恩来总理的态度

 

      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忠实助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极力捍卫。

      1964年7月9日,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1967年11月27日晚,周恩来总理接见红卫兵代表,决定到西双版纳去种橡胶的李镇江等学生交给总理一个报告,表明了他们去边疆的决心,不久,中共中央 67号文件就下发了,支持李镇江等学生的行动,文件的附件就是李镇江的报告。1968年2月,以李镇江为首的北京五十五名学生,打着“进军西双版纳”的旗帜,背着行李,在天安门前宣誓后热血沸腾地穿过十里长街,向西双版纳进发,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自此开始。

      1968年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下乡知青的抵制,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示“知青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求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生产,以便在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9月初,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要求在场的青年 “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3)刘少奇主席的态度

 

      刘少奇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使青年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能力,以便日后回城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刘少奇被打倒后,以上主张被批判为“下乡镀金论”和“读书做官论”,被认为是在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4)陈云副主席的态度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3年多的失误,摆脱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会议上讲了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等六条措施。他认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

 

     (5)谭震林同志的态度

 

      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谭震林怀疑“城里人能变成真正的农民”这一观点,他认为,只有当农村的建设发展赶上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城乡差别消灭了之后,城里的青年才可能自愿接受乡村生活。谭震林的观点遭到了左派的攻击。

 

     (6)邓小平同志的态度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与国家的建设不利,邓小平对此深为忧虑。因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总人口中比重还很少。他对把国家花费很多钱培养出来的中学生,不分情况,一律送到农村去当农民的做法深为不满。他认为如果工业优先发展,方宽引进外资的限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城市完全可以解决就业压力。邓小平曾变通地提出“在农村锻炼两年后就返城”。1976年,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的罪证之一,就是指责他“认为上山下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说他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

      1977年,社会各界开始出现研究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转折点。4月10 日,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3日,党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意见。从此,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战线,在深入学习,总结历史经验的进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也在不断地思索,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从此,随着思想解放,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

 

     (7)“四人帮”的态度

 

      “四人帮”支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目的是要在全社会制造彻底的革命环境,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作坚决的斗争,在混乱中达到夺取国家政权的目的。

      在“四人帮”掌权时期,1976年5月7日,宣布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8月27日,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和《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7个附件。《请示报告》里指出,贯彻中央[1973]30号文件以来,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一代新人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很激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洪流正在扎根与“拔根”的斗争中胜利前进。突出的表现在,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还是扭偏方向,搞“拔根”复辟、“下乡镀金”。去年在“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通过招工和其它途径,许多地方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基本上走光了,出现了一股“拔根回城风”。同时,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战略部署的继续贯彻落实,急需“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以看出,《请示报告》和调查材料的主调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在下乡知青中招工的一些做法说成是“拔根回城风”,并肯定和接受了《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一信的错误观点。该《请示报告》明确指出,知青要扎根农村,言下之意就是要知青一辈子在农村,这就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偏离了方向。

 

     (8)华国锋主席的态度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接班,他坚持“两个凡是”方针,当然坚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全国召开的知青上山下乡会议上,仍然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并指出在今后的若干年里,还要继续动员知青上山下乡。

 

     (9)胡耀邦总书记的态度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

 

 

 

(三)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1、 知青上山下乡前知青的态度


      绝大部分的知青是争先恐后地下乡上山,出现了写血书、偷户口本报名、背着家长下乡等等感人事迹。究其原因有以下4条:

     (a)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特别是知识青年的热情煽到了狂热的程度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以个人崇拜为基础而发动的运动,把人们特别是知识青年的热情煽到了狂热的程度,毛主席一声令下,可以赴汤蹈火。

     (b)1966年以前的教育,使年轻人有国家责任感,有磨练自己、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

      1966年以前的教育是贯彻毛主席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所培养的学生整体素质比较高,他们对国家有主人翁的责任感,他们有磨练自己的主动性,他们有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强烈的愿望。

     (c)政治运动的频繁,造成人们个性的缺失,行动的盲从。

      建国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带有个人独立思考的不同的政见被压制,造成了人们个性的缺失,行动的盲从。

     (d)当时的抉择是不能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刚开始下乡,知青们处于政治狂热状态,很少冷静地考虑自己将扎根农村的问题。

      知青们能欣然下乡,是时代的必然,他们当时的抉择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不是能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运动的真相,况且,任何运动都是在不断变化着和发展着的。他们还是一群涉世不深的孩子,不管是在文革还是在下乡中,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由历史事件本身及其制造者负责。

 

      (2)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前期知青的态度

 

      在下乡头几年里,知青的态度基本上的坚定的,热烈的,他们面对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无怨无悔,积极主动,以苦为乐。由于种种不合理的原因,一些受压制和受迫害的知青,也是能无奈而平静地接受再教育。

     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他们还认为自己承担了共和国苦难的一部分。

 

      (3)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知青的态度


      在农村四年左右至十几年间以后,知青步入青年,随着时间的增长,知青的热情下降,他们从云端跌落到现实,能够冷静地对待自己。林彪事件后,他们对社会作了反思。随着生活、政治、文化氛围等待遇的不见好转,特别是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知青眼看着身边的插姐插妹、荒哥荒弟都陆续返城,知青的返城心愿与日俱增,大多数知青都不安心在农村,他们以及他们的家长千方百计地为返城创造条件。愿意一辈子当农民、当农场农工的知青(一般是知青典型)寥寥无几。

      197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查处的“河口事件”,就是奸污和捆绑吊打知青的案件,最后枪毙了云南兵团河口农场的一个团长,处分了几百名干部。云南兵团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致使知青不堪忍受。1974年,几千名知青沿滇西南的昆畹公路向昆明行进,徒步请愿,昆明与北京为之震动,最后出动军队,实行逐个强行遣返。

      1975年重阳节,广州发生了一起“白云山事件”。重阳登高,忽然有十几万人(几乎全部是知青)涌上了白云山。因为当时相传,谁能在重阳节这一天登上白云山的,就会“转运”,偷渡香港将会成功。“它是知青的命运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坠入黑暗深渊的一声绝望的呼喊”。

      1976年,文革结束。但由于“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在继续。

      1978 年,云南兵团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各农场知青都加入抗议队伍……知青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做出了不屈不饶的斗争。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次年2月27日到达北京。

      同年年底,中央做出知青将被转为农场正式职工的决定,这意味着目前仍留在农场的几十万知青将永远留在那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自此彻底误入歧途。为了争取返城,罢工、请原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六条意见:“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虽然回城条件放宽了很多,但是从第一条看,还是主张把部分知青稳定在农场。

     “云南兵团几个农场的知青再次发动请愿行动。大批知青涌入昆明,沿街声泪俱下地演讲,最后,请愿活动被迫升级为集体卧轨。万分震惊的中共中央马上派出调查组,发现云南各农场长期缺油缺肉缺菜,女知青买不到卫生纸,妇科病十分普遍;农场领导的恶劣作风积重难返,知青自杀率为全国最高。在中央调查组到达的同时,景洪农场发起了大罢工,……当中央调查组抵达知青最多的孟定农场,他们下车伊始,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大约一千名知青黑压压地跪在场部公路上,齐声呼喊:‘我们要回家!’此情此景,连调查组的几位女成员也流下了眼泪。”(摘自蓝关雪《知青血泪三十年》一文)。他们还以绝食表示自己返城的决心。在巨大的压力下,“中央仓促改变了决策,仅仅三个月之内,云南十几万知青人去楼空。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和全国众多知青点也随即跟进,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突然结束了。原来国家计委制定的1979年度的八十万知青下放计划,也被放弃了。回首当年,全国知青命运的改变,的确与云南知青不屈不挠的抗争是分不开的。”(摘自蓝关雪《知青血泪三十年》一文)。云南知青在促使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上功不可没。

      林彪叛逃、“四人帮”垮台对知青群体在精神上的震撼是巨大的,特别当毛主席这位精神领袖逝世后,他们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随着中国与各国交流的增进,知青们看到了西方国家高度的文明,他们的亲手埋葬帝修反和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民众的信仰开始动摇。随着劳动的磨练、年龄的增长、国家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改革开放,随着各种错误思想的被澄清,知青的人生价值观念全面苏醒。他们意识到在农村不是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地方,他们应该用科学知识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所以说,他们要求返城的一切行动都是合理的,是他们觉醒了的表现。

     “……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走到它的尽头,必然地朝相反方向,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回归,知青群体过去生活在一座辉煌的精神宫殿中,它由信仰、使命感、精神上帝、终极关怀及由此派生的价值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现在这座巍峨的精神宫殿随着上山下乡运动海市蜃楼般地消逝而去,知青群体成了一片精神荒原上的一群弃儿,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往往在这个时候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力量,他们开始急需现实的关怀了。‘我要回家’恰恰是重创的灵魂被终极关怀抛弃后,需要现实关怀的呐喊。就这样,知青群体开始了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的回归,在精神上向过去告别。在今天和未来,知青群体都将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造着、影响着社会的今天和明天。”(摘自倪乐雄《知青——“东方的十字军”》一文)。

 

                                                           (待续)

 

 

 

(责任编辑: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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